因了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唱词和大槐树传说，洪洞县大概可算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县级行政区之一了，但如果因为二者都是明代的故事，就以为近代以来洪洞县一无可观，那就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部名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影片曾风靡全国，其取景地就是我国第一座农村小水电站——位于洪洞的明姜水电站。年该水电站甫一落成，便被树为典型，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小水电建设的热潮。年春节，借与妻子返乡的便利，笔者怀着好奇实地探访了明姜水电站。

明姜镇在洪洞县城北边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也许是由于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缘故，镇子的主街竟然塞起了车来，汽车、摩托车挤成一片，两边还有不少店铺把货品摆到了外边占道经营，货品则多是“特仑牧场”这样的山寨货。我们把车停到一个未开门的店面门口，正待找人问问路，恰好碰到了一个在镇上开店的远亲，听说我们要找水电站，便指了指一条小巷：“从这边上去好像就是，早就不在了吧？”。

不在了？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我们顺着小巷一路寻了进去，但除了一个停放油罐车的院子，并未看到水电站的影子。我又从手机上翻出之前查到的报道，发现明姜水电站坐落于明姜镇师屯村，而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南社村，大方向就错了。在询问过更加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后，我们前往据此不远的师屯村，沿着明姜派出所斜对面一条土路行进二三百米，绕过几爿房舍，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露出一座灰砖房，墙上有一个红色五角星，下面标着“明姜水电站”五个红色大字，就是这里了！

水电站已经废弃，门窗俱无，旁边的附属建筑被一户村民占据，我们说是来看水电站的，村民很是热情：“以前这可有名，拍过电影，邓小平还来参观过”，看得出当地人对此仍然颇为自豪。我爬到那座灰砖房前，里面约莫十平米左右，空空荡荡，地下零落地堆着些破木板什么的，积满灰尘，看得出久已无人光顾。砖房边一道约莫两米宽的渠水流过，就是当年发电的水源了，房子下面有一处用木板封住的孔隙，就是进水的地方。

电站现状，右下角为进水处

年明姜水电站落成之时，采取的是三级站格局，这处被废弃的站点为一级站，顺着水渠再往上游走，据说还有两个至今仍在使用的站点，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做进一步探访，只能留待日后了。

作为建国初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成就，明姜水电站足可在共和国史中留下名字，但在乡土社会的脉络之中，它还有着更为久远的渊源。某种程度上，明姜水电站的建设，可视为新政权对传统分水故事的续写与新编。

由于地狭人稠等原因，汾水流域多地在明清时期都出现了相似的分水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具体到今日洪洞县，其在年由洪洞、赵城两县合并而来，赵城在北，洪洞在南，二者共同的灌溉水源为赵城县境内的霍泉，霍泉分为南北二渠，南三北七，分别供洪洞、赵城使用，俗称为“三分渠”，“七分渠”，由来自地方强势宗族的渠长、水老人等负责管理，并在霍泉源头的广胜寺旁建有分水亭和水神庙，设连体铁栅调节水量。由此可见，传统分水制度的设立与维护，主要依托于乡土社会神权、绅权、宗族势力的共识与合作，而官府在其中的作用，则是通过碑刻等形式对此种共识进行确认，并在出现纠纷时加以仲裁，其角色更偏于被动而非主动。

明姜水电站与上述分水故事的关联之处在于，我在其旁所见的那道渠水，正是“七分渠”。水电站的兴建，不仅会对原有的水流水量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传统的水资源利用形态之上加入了电力这一维度，从而极大改易了传统分水故事的脚本。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兴建与管理水电站的主体，是全新的基层政权组织乡镇/公社，更高层级的国家权力也通过现场会、视察、文艺宣传等形式积极地介入了进来，分水故事背后的权力结构也被彻底颠覆了。由此，新分水故事的两重意义凸显了出来：这既是新政权对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造，也是现代技术文明对传统资源利用形态的改造。

行文至此，还有一点信息需要补充，在明姜水电站建成后，洪洞县又陆续兴建了大量农村小水电站，其中一座就位于南社村，因此最初那位远亲所指的方向并非完全错误。类似明姜水电站的新分水故事，在更广阔的乡土社会中被不断地书写。

（对传统分水故事的介绍，参考了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