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我的大伯退休之后撰写的回忆录

好人必有好报！泽被后人！

第一章童年与家世

我的籍贯是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前马村。据族谱记载,我们村的马姓是明末清初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而来的。前马村原来居住有许多唐姓人家,但到解放时，唐姓人只剩两家几口人了。人们形容说是“马”将“糖”吃了。前马村马姓的老祖宗据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用一根绳子绑了弟兄五个，路上跑丢了一个(以后传说该支落脚在唐河县马振扶村，但无从查考)。在前马定居的四个兄弟中有三个传续了宗祖,后依他们初来时居住的位置，前马的马姓人分为东院、西院南院。

先人们很尊重知识，在薪火相传中对辈分的排列就是依据“四书"中“中庸”之右第三十一篇: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取“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为十六辈序排列.(我推测前马的辈份应该分二十辈排列。其“聪明睿知”四辈应是该支在老家的排辈，以后未传下来)。

我老爷（爷爷的父亲）叫马温告，生有二子一女，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柔榜(即我爷爷)，一个叫马柔建。女儿嫁于马山大寨李姓。

据上辈人说老爷是个读书人，在村里一边从事着教书工作，一边利用所掌握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扎旱针。据说老爷还精通阴阳、风水。我姑母在他身边时间最长，接触最多。据她回忆，当时她记得事儿(姑母生于年，按六岁能记事推算所回忆时间大约在年左右)老爷就教她唱很多歌、教她知道做女人的基本知识。如教她背诵“女儿经”、唱“铺床歌”、姑娘出嫁时唱的“离娘歌”等等。老爷还自编了许多歌谣，

爷爷娶妻张氏(娘家王店镇杨湾大队小杨湾)，膝下有二子一女，长子马文耀(即我大爹)、次子马发军(即我父亲)、女马玲(即我姑母)。爷爷也是个读书人,且亦在附近村庄设馆授徒。他和老爷父子之间的关系人们比喻为两个瞎子走路，谁也不扶(服)谁、势如水火。在一次习惯性的争吵后，他赌气只身奔赴外地谋生去了，几个月后从陕西省寄回来一封信，除了问候家中情况外让我奶奶给纳几双袜底买些南阳潦河的毛笔寄去。奶奶不识字，信交到老爷手里，他勃然大怒，骂道:“忤逆不孝之人(古人言:父母在不远游，对于他的不辞而别，且远走他乡，老爷骂他不孝也是对的)，有何颜面求家人办事哉?”并随即扯碎了来信，从此爷爷杳无音讯。

他们父子俩人赌气，坑苦了奶奶、害苦了我爹和我姑母。奶奶昼耕夜织，勉强能够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但对孩子们却疏于教育和管理。

大爹身为长子，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理当担起家庭的重担，但他学会了吸大烟和赌博。最后除了将房子和土地全部卖完之后，又将我大妈卖到邓县(现改为邓州市)的罗庄街，后在父亲和族人的努力下方将大妈赎了回来。

父亲十六岁跟随邻村一刘姓人去湖北做了篾匠(又称竹匠)。

姑姑十六岁就远嫁王店镇四张村一张姓农家。父亲在三年学徒期满后即出道谋生。后又陆续招徒，最多时带了二十八个人。由于活做的好，加上父亲对人宽厚诚实，从不讨价还价。所以有做不完的活计，十余年间辗转于湘(湖南省)、鄂(湖北省)西部山区，年他动了思乡之念，牵一匹骡子，踏上了归家之旅。在湖北省谷城县石花街北翻越神农架大山时，牲口失足坠入悬崖。当父亲寻路下到崖底见到已粉身碎骨的座骑时，其带的行李、包裹早已不知去向，他只好讨饭徒步几百里回到了前马老家。

关于饭铺的故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父亲在田地无一分、椽子（旧时房顶的必需品）没一根的情况下只好向族人求助。族人马弼卿(柔字辈)时任内乡民团驻灌涨街连长并兼乡公所所长，见父亲的处境可怜，就委托他负责看管灌涨街东头北侧面南之三间瓦房。该房为族人东院、西院的公有财产，其经营所得主要用于接济族人之鳏寡孤独，穷困潦倒者及供养资助有出息能成材之学生。由于父亲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所以虽年近三十(28岁)，但仍孑然一身，形影相随。在亲人的帮助下迎娶了妈妈--王润(小名二女，籍贯灌涨街北外庄村王营自然村)。

父母二人审时度势，利用三间门面房开了个小饭铺--又称饭馆，主要经营蒸馍、稀饭、面条、糊辣汤、炒菜等。夜里将房内东西收拾后铺上稿荐、苇席、被子，可接纳路过的客人住宿。由于后面临近一个大坑，比较空旷，又在后院搭起一溜长棚子，放置石槽，可以接待过往的骡马大车。生意稍见起色后，后马村小王营自然村王福成(因排行老二，又称王老二)，由于是光身汉（未婚，无儿无女），又不擅长做农活，在和父亲商议后也入伙我家饭铺。由于他身大力不亏，所以面案基本由他包了下来。

有俗语说:生意做遍，不如卖饭，这话是仅指卖饭这个行当好赚钱而已，但做生意的酸辛不亲历的人是不知个中五味的。首先时间上每天要起早贪黑，客人不睡下、第二天要准备的东西不收拾好是不能入睡的。如有大车牲口入住，夜里既要起来喂草拌料,还要小心盗贼和注意灯火。其次在饭菜品种上还要千方百计，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的口味和要求。在社交上既要应酬那些大兵(国民党土匪)痞子的白吃白喝，又要扶困济贫、施舍那些饥肠辘辘却又身无分文的潦倒者。父亲、母亲恰当的处理了各种关系，以他们的宽厚、仁慈、正直、大气在灌涨这个交通要道，各类人群混居的集镇牢牢的立下了足跟。

说起父母的经商之道还有以下几件事可以佐证。

一:“仁义饭店”的故事

以前常听父亲教训我们姊妹、兄弟，做人要常记: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是自己得的，别人取不走;不该自己得的，得了也守不住，不要黑眼睛仁见不得白银子，并经常以他亲历的事讲给我们听。大致是说开饭铺时有一天早晨住店客人走后，在收拾床铺时发现铺下遗留有一小包袱，掂着很有份量，随手一摸，原来是一包响当当的银元。一听说马掌柜的发了横财，家中很快聚集了很多“热心人”，有的劝买房、有的劝买地、有的劝纳妾(因为当时父母结婚已近十年，尚未生育子女)、更有的劝父亲买些好烟土(毒品大烟中之上品)贩卖。

但父亲自有主张，他说这钱一分也不能动。因为谁知道丢钱的人。回去是干什么用的，咱们再急不能坏这个良心。下午当丢钱之人跌跌撞撞、慌慌张张进到店内，问明情况后父亲将包裹完璧归赵，如数返还。该人手捧一大捧银元要表示酬劳，被父亲谢绝了，该人又要屈膝下跪、被父亲劝阻了。客人说:“马掌柜，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我回西安后一定要在报纸上给你扬扬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乡县民政局编写的《内乡民俗志》上摘录了年发表于西安某报，以“仁义饭店”为篇名的记叙文章，方知父亲所言不谬不虚。（见附录）

二、土匪不抢的店铺

灌派街位于内乡县城东十公里处，东邻镇平县、南接邓县，是通往陕西,山西的交通要道，国道穿街而过,和南(阳)坪(二朗坪)公路成T字形交叉。人口密集、市场繁华。在约七十余米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挤满了花行、粮行、柴行，药行,猪娃行、羊绳、牛绳(指牛羊的交易市场)、饭铺、杂货铺、轧面铺、油坊等，虽然分逢集、背集，但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给这个小街带来了繁荣和热闹。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政府正在走向没落，灌涨和其它地方一样,匪患成灾。每到夜晚人们或逃往乡下，或顶紧门板，在瑟瑟发抖中等待黎明的到来。大多数店铺、隔三差五的要被洗劫一次，有的人甚至送了性命。

我姨家的三表哥在街西面南开了一小杂货铺，经营时间不长，夜晚被土匪砸开铺板门，土匪从热被窝中扯起三哥，用盒子枪顶着他的头，臭骂一通后，将货物衣服用被单包裹，丢弃在街西麦地里。三哥、三嫂受此惊吓，不敢再做生意。三哥得了失惊病，拉稀不止，不久就一命呜呼，而土匪抢他的主要原因是他将钱看的太重。据说我姨父想吸他一根纸烟也必须掏钱。

而我家饭铺，从未受到抢劫。父亲、母亲多次听到夜里土匪们的议论，有人按捺不住非抢不可，而更有相当多的人阻止。他们说:抢人家马掌柜坏良心，人家有钱叫你吃，没钱也叫你吃，有时吃吃还拿拿，咱抢人家天理难容!（人善天不欺啊）

小小饭铺看不起眼，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除了向族里上交外，还维持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在我记事起还承担了我姨家一大家人和前马我发魁二爹(我家在我老爷这一支排行老五，我二爹他爷排行老大，父亲和二爹是一个老爷的堂兄弟)家的三个儿子和同住的光身汉三爹。

三、公道自在人心

年“小四清”运动时，我们老家的近邻我家与他家有大恩的自家屋（比较近支的族人）小叔，在邻县县委供职，认为时机已到，就向内乡县委写了长达几十页的告发信说我家是漏划地主，并反映王老二是我家长工、我家常年放高利贷、印子钱(高利贷的一种表现方式，能造成很多家庭因还不起债而倾家荡产......)，内乡县委很重视这封信，迅速组织有关部门抽调专门人员赴灌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心怀巨测者大失所望，除了澄清了许多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谎言外，还收到许多赞誉和颂词。如：

灌涨街东程王村一个叫程福泽的老汉说:不是马发军，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咱断顿了就找人家，收成了能还多少还多少、不还人家也不争竟（计较的意思）。

街南椿树园李老八激动的说，说马掌柜放高利贷是屁话,我从人家扛回来多少粮食，我马二哥从没叫我还过，无论啥社会咱都不能卷起舌头说话（意思是乱说话）。

这样的回答令投石落井者的阴谋没有得逞。

写告状信者之父亲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积极为敌人办事的维持会长，其大儿子参加了伪军(又称二皇军)，在日寇占领中国时父子狐假虎威、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为人所不齿，在日寇投降后，被国民党东二区政府逮捕，并定于x年x月x日在杨集区政府所在地处以枪决。他家老人知道我父亲开饭铺认识的人多、面子大、路子广，就到灌涨街央求父亲救救她家父子的命。在她的苦苦哀求、跪地求情下，父亲连夜跑到县城拜见了国民党商会会长马俊柳(前马村南地人)。马俊柳耐不住父亲的哀求，就写了条子，在第二天公审大会正召开时放了他们，已准备好裹他们尸体的麻杆箔没起到作用(用麻的秸杆织成的,农村多用来晒粮、盖房，在安葬死人无条件买棺材时也用来裹尸体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次南阳地区在内乡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会议期间，这个答老子（本家的叔伯）在我大姐家表示了歉意。

人一生要知道感恩,不愿意感恩也不能恩将仇报,否则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每天都想着算计人，往往自损其身、小叔兄弟三人，都走的较早，而我的父亲、母亲都活到八十四岁，无疾而终。应了“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的一句名言，有副门联写的不错抄录于此，做为此段的注脚。

上联是:祈福岂能得福，积福源自积德;

下联是:种瓜怎能得豆，报应自来不爽。

由于父母亲及我王二叔的辛勤劳作和善于经营，我家店铺也日趋壮大，先后盖起了后三间厅房和东、西两侧各两间厢房，又在东厢房和后厅房之间垒一锅灶，上边搭一小篷，这样除前面门面三间族里的公房外至年已拥有大小十间房子（不含主房后一溜马棚），并在前马老家先后盖有六间房子（抗战时在我二爹宅地内盖起两间主房一间厢房），解放后(年)又买我五爹和六爹的宅地盖起了三间堂屋)，父亲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年又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公私合营，店铺做价80元，入股于王店供销合作社。街上三个饭店(老李保、马合有、我们)合为一个食堂，父亲被聘为经理，大姐被聘为记帐员，小小年纪(十六岁)，端起了国家饭碗;二姐也随着扫盲大军赴七里坪乡参加了工作。西厢房改成了磨房，又养了一头驴。母亲不分昼夜的淘麦、磨面供应粮管所销售。王二叔先在食堂工作，后调公社搬运站做了炊事员，直至退休由搬运站养老送终，亦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父母虽不信佛、不信教，但笃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法，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且教育我们姐弟四人要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为恶小而为之。在潜移默化中我们也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确实父母结婚十来年未生一男半女，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但都未成活，但天不灭“曹”。在父亲三十八岁时大姐出生了，又隔三年二姐见世。

抗战胜利后(年)生一男孩但惜哉仅仅几个月就因病夭折了。当时族人皆以为父亲必成绝户头(农村对纯女户的不雅称号)无疑。所以说风凉话的有之、说难听话的有之，更有的人在处心积虑地挤兑父亲，意欲过继或挤垮我们。但苍天有眼，在父亲四十八岁时第一个儿子来到了人间。

年农历三月廿四日(公历5月2日)拂晓，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纵解放内乡先头部队的尖兵的敲门问路声，一个小生命(即本人)呱呱坠地了，四年后(年)小弟安成出生了。

我的出生，使父母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也使那些鄙视、觊觎我家的人“大跌眼镜”，不得不迅速调整脸部皮肤的松紧和口中的语言语调。老年得子的父亲欣喜异常。他一方面张罗着得子的喜宴，广请亲朋好友;一方面给我认了三十六个干爹(可能取天罡星三十六位的意思)并请文人墨客画了一幅中堂，三十六位义父都在中堂上签了名字。这些干亲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护佑我无灾无难的子生存、成长，使我没齿难忘。（此处有没有袁了凡的影子？）

附录：

关于“仁义”饭店的记载

“仁义”饭店

民国年初，灌涨铺有一家“马家饭店”。店主马发钧，为人忠厚，待客热情周到，再加上饭菜可口，价钱公道，很得远近客商称道

年底，陕西-王姓客商自信阳回家，投宿此店，次日王某一早赶路，到西峡口住店时发现装有百余元的钱袋，昨夜遗忘到灌涨了。他心急如焚，星夜返回灌涨，见了马掌柜“扑通”双膝跪下，“大伯，可怜我半年心血，盖房、娶妻......”涕泗交流，马发钧双手扶起，“上午清店，发现钱袋，我派人追赶不及。就知道你要回来的。”说着把钱袋递给王某。王抓起一把银元往马口袋装，马婉言拒绝。王激动地说:“大伯真是“仁义待人，义中求财”。依依离去。从此“仁义”饭店誉满豫陕十余县。

转载于《内乡民俗志》(内乡县民政局主编)

参照上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从来不空!给后辈留房、留钱都不如留下良好的家风传承！

今天清明节，谨以此文缅怀我的爷爷马发军，奶奶王二女，愿他们离苦得乐，往生极乐！觉远堂留给众生清明节的礼物

我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十六，非常巧合，我爷爷的生日也是这一天，长辈们给我爷爷过完80大寿，傍晚我就来到人世间，老马家添了一位跟观音菩萨有深厚缘分的女儿但以此文供养观世音菩萨及一切与观世音菩萨有缘的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