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首带有苦涩而又含有怀乡情愫的民谣，明初有万移民在华北大地、黄淮流域传唱，移民后裔生生不息，年间，代代相传，当今有亿万人在传唱，晿遍中华大地，唱出了一个中华儿女洪洞寻根祭祖节。祭祖节诞生20年来，年年盛况空前。这首民谣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因为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最深的移民壮举。

　　（一）

　　元末自然灾害频繁。有文献记载水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一次大雨就能使大小河流泛滥，良田变成一片汪洋。旱灾往往伴随蝗灾，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中原地区，大蝗灾十八九次。这些灾害造成颗粒无收，加上元末官场腐败，赋重政繁，饥民得不到抚恤，造成农民流离决口，沿岸饥民万。这样庞大的人群在死亡线上挣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引发了三种战争：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军与元朝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攻城夺地，时起时伏，异常惨烈，在中原地区长达17年之久，造成中元人十亡七八，百里无人烟。明代南阳府辖区很大，除现在的南阳市全境外，还辖现在泌阳、舞阳、叶县、汝州、鲁山等地，偌大的南阳府，元末黄庆元年，仅有户，人。明初像河南获嘉县，土著人口不足白人，延津县土著只有数十家。正像一些文学作品描写的“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凉景象。据成化《河南总志》所记，即使到了洪武2年，河南所辖7府12州88县中，还有13个州县，户数都在户之下，新蔡县只有户，人；考城县只有户，人；胙城县只有户，人；宁陵县只有户，人。

　　而与河南、河北相邻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从金、元以来，山西一直是北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区，元末战乱中，山西大部分地区所受损失不大。因地处表里山河，易守难攻，农民军进入山西腹地，时间很短就退了出去。在山西北部也发生过农民起义，但很快就被元军镇压下去了。明朝刚建立，洪武元年明军，也没有发生太大太多的战斗。因而在元末明初整个长达20多年的战争期间山西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自然灾害也少，没有像黄淮决口、河流泛滥那样的水患，没有大旱灾、大蝗灾。与中原地区相比，气候条件较好，社会秩序安定。特别是晋南平阳府与泽、沁、潞、辽等州，农业生产没有受到破坏，人口继续增加。再加上邻省难民的大量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

　　一面是地广人稀，田园荒芜；一面是人口稠密，地不够种。在这种局面下，朱元璋及朝廷大员、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认为中元地区当务之急是“田野辟，人口增”，制定了“人多地少的窄乡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屯田”国策，于是就谱写了中国移民历史上的新篇章--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这次明朝移民持续时间那么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率领的燕军南下，政府军北上，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山西的西北部、安徽北部、淮河北部成为主战场。这些地区的民众与地方武装认为朱棣是“夺嫡”发难，打破了他们30多年的平静生活，坚决支持政府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拉锯战，战争持续了四年。燕军非常残暴，战胜后屠城屠村，动辄斩首数万，民众非亡即逃，造成这块东西广六七百里，南北长近千里的土地上人口剧减，变成了人少地多的“宽乡”急需移民填补，所以朱棣南京登基后，再次向这些地区移民屯田。

　　（二）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政策的官方行为，一开始，朝廷就把办公地方选在平阳府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局驻员，办理移民手续，发放凭证川资，广济寺就成了移民的集散地。为什么要把集散地设在广济寺呢？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广济寺位于南北大道旁，交通便利，北达幽燕，南通秦蜀，东连齐鲁，西地河陇。唐宋以来就设为驿站。二是古寺规模宏大，殿宇巍峨，房舍很多，既能办公，又能住宿。寺院靠大道旁有一株汉代古槐，树身数围，树冠很大，蔽荫数亩，可作集会之所。移民的对象有四：一是山西北部沿边的百姓。洪武21年（）前，元朝宗室四大王还盘踞在岢岚山，不时威胁山西西北部。为了断绝元朝残余势力的人力物力来源，保障边境的安宁，朱元璋也不断将俘获和归降的蒙古兵民以及他们控制的汉民和山西北部沿边的百姓前往南京、凤阳一带和南方其他地区。有文献记载，洪武三年至七年，迁山西西北部的弘州、蔚州、安定、武朔等地民，安置在安徽凤阳府的灵璧、虹县、宿州等地。二是元末涌入山西的流民和永乐十五年之后因灾害产生的流民。三十山西人口稠密地区的无地户，这是大量的。四是丁多户，分丁外迁。移民的方式是两条腿走路，招募志愿者与官府征集相结合。明初移民，正史明确记载只有18次，洪武年间9次，建文、永乐年间9次。其实，从洪武元年开始，移民年年都在进行。有学者认为洪武年间移民以洪武二十一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洪武二十一年（）前，西北边疆很不安宁，朱元璋还得用兵打仗，扫除元的残余势力。这期间的移民在北方主要是迁返流民、迁移边民和归降的蒙古兵民，同事鼓励地方政府招募山西无地农民到周边省开垦荒地，河南等省设司农司机构专管招募安置移民之事。洪武二十一年元朝宗室四大王投降，边患平息，户部郎中刘九皋提出从山东、山西移民到“宽闲之地”屯田的建议，朱元璋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宣如其言”，只批准了从山西移民的计划。从此中央政府级的山西移民节奏加快，规模扩大，动辄就是万人大迁移。当年八月就将泽、潞二州的无田农民前往长彰德（治所今河南安阳）、真定（治所今河北正定）、临清（治所今山东临清）、归德（治所今河南商丘）、太康（今河南太康县）等地的“闲旷之地”。第二年九月，又移民山西贫民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给田顷。以后正史记载的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和十二月、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等。同事大张旗鼓地鼓励民间志愿者应募屯田，《明太祖实录》卷载：“（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中央级的移民有民屯、军屯两种。最大的一次军屯移民，发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从山西征丁至北部大同一带和相邻的内蒙古南部，建立16卫。朱元璋命宋国公冯盛、颖国公傅友德去山西布政使司，“集有司耆老”传达他的旨意，同时派出开国公常升、定远侯王弼等十一侯、陈俊史都督和指挥李茂之分别往平阳、太原等府州，“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为一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每卫5人，16卫要征集89人，洪武二十四年除大同府（这次征兵安置地区）以外的山西全省的登记户口为户，要在其中找到9万户“四丁以上”的大家庭谈何容易。正因为预见到了这次征集的艰巨性，才派出了如此强大的阵容。两个月之后冯胜等回京复命，汇报说这次兵源选自山西70个州县。知道第2年2月才将16卫建成。

　　屯田的数额，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大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民屯在北方地区，一般“人给粮地15亩，菜地2亩”。屯种的人民，以屯为基层单位，屯分里甲，一屯就是一里，下分十甲，和一般的里甲制度相同。明政府一般给屯种之民提供种子、耕牛、农具。《明太祖实录》有买耕牛的记载：洪武四年（），“命工部迁官往广东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洪武二十五年，“命户部迁官于湖广、江西诸郡县买牛二万二千三百余头”；洪武二十八年，“命户部以耕牛一万头给东昌府屯田贫民”。免除赋役三年，“新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三年之后赋税额是多少，未见明确的规定，从徒弟所有形式来说，《明史·食货志》把民屯化为官田，而“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据此，明史专家推断，民屯亩税额大概也就是这么多。民屯多在边疆，明廷对军屯管理十分严格，卫所有“守、屯”任务，一般三分守城，七分更屯，每个军士种田的数量根据土地的肥瘠和耕种条件来确定，有“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或二十亩不等”，一般50亩为一份，官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屯军要向明政府交纳赋税，叫做“屯田粒籽”。洪武时期每份应纳“屯田粒籽”数量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地方是“岁征其半，余存自食”，辽东没事每份租15石。全国统一的屯田籽粒征收额，在朱元璋死后才制定出来。规定军屯一份，征收正粮12石储屯仓，由本军卒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奉粮。

　　不管是军屯还是民屯，应征之民多数要到洪洞广济寺报到集合，听候派迁，领取迁移凭证与路费，再从这里出发，本走到遥远的目的地。这场移民尽管有计划，有政策，有优惠条件，但多数农民还是不愿意背乡离景，征派难度很大。民间传说负责征派的官员，往往采取诱骗的办法，把人集中到洪洞大槐树，由军人看管起来，办好迁移手续，由军人押送到目的地。为了防止逃跑，要把人两手向后反绑起来，连成一串行走，要大小便时，押送人员才将绳索解开，到目的地要走十天、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时间长了，解手的次数多了，“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保留至今。迁移是辛酸的，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看不到前景，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山东曹县就有个刘姓始祖被称为“一只耳朵爷爷”，就是因为在迁移途中屡屡逃跑，被押送军士割去一只耳朵以示惩罚。官方还有一条规定，同家，同宗兄弟不能迁到异地，因此在不少地方流传着“打蜗牛”的传说：当时洪洞有牛姓五兄弟，在大槐树下即将分别时，将所带的铁锅打碎，分成五块，兄弟五人各执一块，作为子孙将来相识、认祖归宗的凭证。也有以改姓变通的办法，哄骗官府的，本是同胞、同宗兄弟，临行改姓，以便安置在一起。河南省永城县古城村《崔、谢、张、陈族谱》记载，4姓为一个始祖，叫崔金明，山西洪洞人氏，明洪武三年迁此。本来就不必全家都迁吗，但一家不愿分离，四个儿子分为崔、谢、张、陈4姓，迁居古城村的四个不同地方，繁衍为四个自然村，村名都带崔字：崔老庄、北崔庄、大崔庄、小崔庄。所以族谱说：“一姓中分四姓，四姓乃属一脉。即开越制之嫌，更免生离之悲。”河南内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等异性同宗，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各地相当普遍。

　　移民主要来自平阳府28县，潞安府的8县，汾州府的8县，汾州府的7县，泽州的4县，沁州的2县，辽州的2县。后来又扩大到太原府的20多县，太原府县与县之间人口稠密相差很大，既是人口迁入区，又是人口迁出区。明时山西省辖79县，先后有71个县参加了移民，可以说牵动了全省。山西四面八方的农民来到广济寺大槐树集合，又从这里出发。移民们看到大槐树树枝杈上筑满了鹳鸟窝，附件汾河滩上的槐树也筑有鹳鸟窝，早晨、傍晚，一群群鹳鸟从窝里快乐地飞进飞出，在树的上空盘旋鸣叫。使要背井离乡的他们触景伤情。移民绝大多数是底层贫民，既无社会地位，又缺文化技能，既无煊赫的祖先和搞鬼的门第值得炫耀，又无文字记载故乡家世的能力，老来思乡之情日重，给子孙们只能讲述对他印象最深的洪洞县大槐树、鹳鸟窝的情景了，并情深切称之为老鹳窝，口口相传，数代之后，等到他们的子孙繁衍成富裕里面的大家族时，要要追溯祖宗迁出山西之前的踪迹和世系已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为故乡了。有的甚至把“老鹳窝”就当作家乡的村名写在家谱里。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成了明初山西移民的总代名词，成为移民后裔心灵上的“根”。这场移民平阳府是重点，洪洞县当时是平阳府的第二人口大县，无疑是移民中的重中之重，直接来自洪洞县的农民肯定不少，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移民后裔一些家谱里记载始迁祖的村名，正是洪洞县一些古老村庄名字。这些村名现在还存在，证明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洪洞人后裔。

　　（三）

　　山西明初有多少人口？50年间移出多少人口？这是人们 　　随着黄淮流域人口的不断流动，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扩散到全国各地。上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1个省（市）的个县，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地方志和家谱中的记载。21世纪初有学者著文大槐树移民分布在多个县，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92、江苏安徽湖南湖北62、陕甘宁51、山西34、辽宁11、内蒙古8、吉林3、黑龙江3、广西1.为什么移民的县越来越多？除了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再迁移，还混杂了永乐之后因灾荒产生的山西流民的后裔。《洪洞县志》说：“明正统时（-）从山西流至南阳者十万余户。”还说在这以前的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明政府派遣官员抚恤，就地安置。像这些饥民的后裔也称祖先是洪洞大槐树移民。

(四)

　　移民屯田实现了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即使山西无地、少地农民有了“恒业”，解决了生计的困难；又使人稀地广的旷闲土地得到开垦种植，充分利用。是一件“余缺互补”、两全其美的治国措施，难怪当朱元璋听到李恪、徐礼两位大将汇报山西迁民在彰德、卫辉等七府开垦种植谷、棉收获颇丰的情况，高兴地说：“如此十年吾民之贫少矣。”实践证明移民屯田是一条富民之路、强国之路。山西大槐树移民屯田中原等地，使荒无人野萧条景象迅速得到改变，人口增加，耕地扩大，粮食增产。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强、国防的巩固做出了诸多贡献。

　　第一，中原荒僻之地出现了一座座村庄，人口大量增加。明初社会稳定，全国人口增加很快，但户口统计数字不全。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户口已达到5.万户，.万人。洪武二十六年（）统计，人口增加到.万户，.万人。与元代全盛时期相比，户增加了多万，口增加近万。由于移民的缘故，其中中原人口迅速增加。河南地区洪武十四年（）人口为.3万人，到弘治四年（）增加到万人。年间增加了.7万人，是洪武十四年的一倍多。

　　元末明初，山东是全国最惨败的地区之一。通过接受移民，人口也迅速增加，据洪武二十六年统计，人口已达到户，人。“靖难”之时，人口损失很大。永乐年间通过继续接受移民，人口逐步恢复，到了弘治四年，人口达到户，人。

　　第二．耕地面积增加。洪武年间全国耕地增辟情况《明太祖实录》曾有粗略统计：洪武元年，增辟耕地余顷。洪武四年，增辟耕地622顷。洪武六年，增辟耕地顷。洪武七年(),增辟耕地顷，可能是增辟数字最多的一年，以后年年增辟，有的年份增辟数字大，有的年份增辟数字小，洪武二十年开始，明政府在全国普遍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图册，到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垦田总数达.7万顷，比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增加了万顷，是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万顷的四倍。耕地面积增加这么快，与大槐树移民屯田中原地区关系极大，河南、山东、河北耕地增加幅度肯定很大，但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第三，中原地区建成粮棉基地，产量增加。国库充盈。关于明初山西移民垦荒的成效，《明太祖实录》里载有片断。山西民迁往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洪武二十五年收谷、粟、麦余万石，棉花1.3万斤。同书又载，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右军都督佥事陈春宝称：彰德等四府，屯田凡屯，屯租.33万石。棉花.55万余斤，官方还记载，明洪武二十八年东昌三府迁民4户，租.59万余石，棉花万斤。

　　由于中原地区粮食产量增加，明政府向人民收取的税粮液在增加。《明太祖实录》卷、、、记载，洪武十四年（），岁征麦米豆谷.万石。洪武二十四年，征米麦豆粟3.万石。洪武二十六年，计.万石。这一赋税收入数字，在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各朝，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动，说明粮食产量基本是稳定的。洪武二十六年的岁入粮数比元代岁入粮数（.万石）多两倍。所以明初在地方上的仓储很充裕。洪武时“山东济南府广储、广丰两仓，粮75.0万石，岁久红腐。”永乐九年（）陕西所属储积仓粮.万石有奇，足支官军俸粮十年。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X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粮食霉变成为地方官员头痛的一件事。

　　在明初，除粮食外，棉花已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物资。棉花这一作物，宋元之间才由海陆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先在闽、广、关中地区种植，到元末只有江南松江成为棉业中心。朱元璋十分重视棉花的种植，在全国大力推广，对农户种棉提出具体要求，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木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棉花及其织品成了重要的军事物资。明政府对军队棉花、棉布的供应量十分浩大，洪武十三年（）共给辽东诸卫士卒棉布43.04万余匹、棉花17万斤。洪武十六年供给四川都司士卒棉布96.14余匹、棉花36.7万余斤。明政府还用棉花、棉布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换马。如洪武三十年，以棉布9.9万匹往“西番”换马。

　　第四，对巩固边防起到积极作用。移民军屯在移民屯田中占很高比例，官方记载军屯的有两条，一条是洪武二十八年八月，移山西民约89人到大同至内蒙东胜一线建立16卫，另一条是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人往塞北筑城屯田。近12万山西人组成的大军，长期住在塞北长城沿线，种地筑城，兵强马壮，无疑对巩固边疆起着重要作用。山西商人还发明了商屯，在边疆地区招募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繁荣边疆经济，将生产的粮食交给当地军人仓库，补充一些卫所军粮不足，减轻了国家长途运粮的负担。

　　第五，是民间文化、技艺的使者。寒食节的冷食、清明节的蒸面燕、之推燕和插柳条是山西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介之推得风俗。泽、潞人将当地流行的晋城调，带到鲁西南，与当地的唱腔融合，形成当今鲁西南的梆子戏。现在流行的是陈式太极拳，是河南温县陈卜的第9代传人陈玉廷创立。陈卜是山西泽州东土河人，精通拳械，明洪武五年迁居温县陈家沟，为防匪盗，创办武学社，教子孙习拳练武，代代相传，到陈玉廷时发扬光大，流传至今。河南鹤壁市具有延年益寿功效的大胡黄酒，已有年的历史，是明洪洞王氏与洪武年间迁居今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大胡村带来的传统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