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好。昨晚回去太累，所以节约精力去翻星巴克年报了；今天一早，就坐在嘉里中心星巴克的二楼，闻着咖啡的香味开始写字。

科技行业发生了一件大事：Ubr和滴滴相互进入了对方，滴滴更是把Ubr中国合并了。合并是因为打不过，被合并是因为根本打不过，而放到「独裁者手册」的思考框架下，也许能发现一些更有趣的东西。

在独裁者治下，人民教育水平更差，缴税比例更高，地震会出更多人命，婴儿也有更高的死亡率；但，民主国家就是愿意援助它们，为啥呢？

书摘

看看就好，不必联想。

领导人动用他能自由裁量的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根据定义，所谓自由裁量的钱无须用来保持联盟的忠诚；因为在任何资源可以由他自由裁量之前，联盟已经获得了回报。举例来说，新加坡通过仁慈专制为其公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尽管缺乏其他人觉得宝贵的诸多自由。

对普通人民来说，制度激励是确保获得良好生活的最可靠保障，这个制度在形式上就是政府依赖大型联盟，迫使追逐权力的政客们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很少或几乎不存在集团投票的民主国家，制度激励使得政客们谋取自身利益特别是保住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提升较广大人民的福利。我们认为，这就是多数民主国家比较繁荣、稳定和安全的原因。

在依赖小联盟的国家，纾困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保持原有商业运行模式的手段。独裁国家的经济纾困极少触发对经济或商业政策的严肃评估。它们几乎从未伴随监管改革。后果就是，经济危机比在民主国家发生得更频繁，而且只要富裕国家仍然愿意为其提供贷款、债务减免或援助，社会就几乎不会改善，当然，卑鄙的领导人们倒是安全了。

小张路过：多数人觉得经济援助散发着人道主义光辉，事实是援助大部分都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国内有朋友发善心给贫困地区小学捐款，一年以后去看，小学一点儿没变化，都肥了校领导。

是的，这个世界产生过一些智慧的、善意的领导人，甚至是在那些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国家。但这样的领导人并不多，也不敢保证他们就懂得如何改善他人的生活。事实上，那些依赖小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说辞是，能够促进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权利太奢侈——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特别是集会自由——只可能在获得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让民众享有，而不是之前。这看上去正是那些让人民受穷受迫的领导人们的自私主张。

享受民主必须以物质上的丰裕为前提吗？我们不这么认为。有许多富裕国家遭受压迫性政府的统治，其人民过着孤独、肮脏、贫困、粗野而短寿的生活，恰如穷国里的人民一样。看一看几乎任何一个非民主制的产油国或产钻国就知道了。

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说，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缴税。任何政权都需要钱。

考察领导人对教育的兴趣，有一个更好的衡量办法，就是看顶尖大学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除了几个特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拥有排名世界强的大学。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劳动技能，比如识字，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继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们送到诸如瑞士这样的地方上学。

提供医疗保健的动机与提供基本教育的动机没什么不同。对于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让劳动力大军保持活力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钱花在那些不是劳动者以及不是长期劳动者的健康上面毫无意义。

萨达姆·侯赛因在人民因经济制裁饱受苦难之时还大建奢华宫殿。联合国为了减轻孩子们受到的影响，为伊拉克提供婴幼儿配方奶粉——然而，萨达姆默许他的党羽进行窃取。这些奶粉被拿到中东各地的市场上出售，为萨达姆带来收入，即便奶粉短缺造成伊拉克婴儿死亡率翻番。毫无疑问萨达姆是一个卑劣的人——一种情况可能是，他的纪录并不比任何其他无情暴徒更好或更坏；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他依赖一个很小的党羽集团，他不得不像一个暴徒那样行事。也许换一种地方和环境，他说不定会到处亲吻宝宝以获取政治支持。

实际上，在那些据说具有良好医疗体系的独裁国家，婴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这也许是因为，帮助小朋友对于领导人的权力生存提供不了什么特别的帮助。这倒不是说他们就像憎恨竞争对手一样憎恨可爱的宝宝，而是说他们认识到，帮助宝宝帮不了自己。

成为富裕国家确实有助于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为民主国家。

小张路过：原文在末尾是感叹号，我给换成句号了。

洪都拉斯是一个相当穷的国家，它的人均国民所得只有美元。然而，90%的洪都拉斯人口能喝到清洁的饮用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国民所得高达美元，是洪都拉斯的9倍。然而只有44%的赤道几内亚人拥有干净的饮用水。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热带气候，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都是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最大的差异在于，比起赤道几内亚，洪都拉斯相当大程度上更民主化，具有更大的不可或缺者集团。

民主领导人认识到，动用征地权在政治上要付出代价，他们更愿意绕开村庄或房屋而不是将其铲平。一旦哪个民主领导人无视财产权，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民将诉诸法律或走上街头去矫正任何他们认为不公义的行为，这就是民主领导人所必须提供的各种自由权利的最高表现。

我们只要看看在大自然发威造成巨大灾难时发生了什么，就能明白两类国家在逃脱自然状态方面的巨大差别。

一场里氏7级地震比一场6级地震猛烈10倍，而里氏8级地震又比7级地震猛烈10倍，比6级地震猛烈倍。3年12月26日，伊朗的巴姆城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震级在里氏6.5和6.6级之间。全市大约名居民当中，有人死亡。5年6月14日，与伊朗人均国民所得相当的智利发生了一场里氏7.9级的地震。这次地震比伊朗巴姆地震猛烈25倍，而且发生在人口更多的地区。智利的这场地震袭击了人口有人的伊基克城，引人瞩目的是，只有11人死于震灾。

智利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对比远不是特例。与智利一样，值得指出的是，9年5月民主国家洪都拉斯发生里氏7.1级地震，仅6人死亡；9年4月意大利发生6.3级地震，人死亡。即使年日本发生的可怕的8.9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毫无疑问会比同等规模灾难发生在小联盟国家造成的死亡人数低。日本不遗余力地重视建筑质量以抵抗地震，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住日本遭受的这种强度的地震和海啸。大型联盟能够拯救生命，因为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明白如果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普通国民，他们将被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我们也将看到，在关键支持者很少的国家，糟糕的救灾工作表现并不会导致领导人下台。相反地，独裁者更喜欢夸大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灾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就会被挪进政治精英们的私人账户，而不是被用于灾后重建。看看4年海啸之后斯里兰卡的救灾行动就知道了。

小张路过：河北邢台的灾难就发生在不到一个月之前。镇领导下台了，省领导鞠躬了……

公共物品能够服务公共利益。然而它们也可能成为压榨公众的手段。在大型联盟的环境下，公共物品普遍提升公众的福利。在小联盟的体制下，情况则否。

在中产阶级眼中，任何比他们收入高的人都叫富人——这些人被要求缴纳更多的税。他们认为福利开支充满了欺诈，必须被曝光。如果政府政策特别关照他们，他们会很开心。

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正因如此，私人物品的政治逻辑在该国的腐败运作方式当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警察，补偿警察忠诚表现—包括愿意镇压同胞—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小张注：一个有点良知的俄罗斯警察）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伴随奥运会几乎所有商业层面的丢脸的腐败行为最终在盐湖城达到顶峰。由腐败丑闻引发的公众质疑确实促使国际奥委会承诺进行改革，严格限制委员接受礼品、豪华旅行和申办城市提供的津贴。但政治生存的规则使我们认为这种禁令不可能持续，因为奥林匹克组织全部都是小联盟体制。

在年奥运会主办地即将宣布之前的冲刺阶段，一些被人秘密录音的会议透露，国际奥委会委员每一票的价码大概在10万美元至20万美元之间。

从任何老板的角度来说，组织一家企业的最佳方式与组织一个政府的最佳方式没两样：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他们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力的选择人集团产生，而这个集团相应地又是从千百万可相互替代的选择人当中产生的。显然，这是对当今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的完美描述。它恰好也是对有组织犯罪家族的很好描述。

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一尊偶像。他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他使用对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权力进行成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的一切作为都符合成功和持续统治的规则。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

如果政治家们要终结银行家领取巨额奖金，他们必须通过立法来敦促公司改变治理结构，使得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们必须真正仰赖千百万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赖一小撮政府监管者）。只要公司老板们仍然仅对少数人负责，他们就会给那些少数关键支持者提供丰厚红利。公众甚至股民们也许对这样的丰厚红利很不满，但公众和无组织的股民们没法罢免他们。

民主领导人的处境并不顺心。她必须持续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政策解决方案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然而她的手脚受到束缚。她的政策很少选择余地。她所中意的政策计划必须屈从于庞大的支持者集团的意愿，她几乎没办法为自己窃取什么东西。

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领导人往往像魔鬼一样行事而非天使。实际上，她对付外国政府或许仅比统治那些国家的专制暴君好一点而已。

受援国政府侵占救援资金、挪作他用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在1年至8年为巴基斯坦提供了66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打击塔利班。据估计只有5亿美元到了巴军方手上。但资金还是持续涌入巴基斯坦。

真相就是，对外援助交易有自己的逻辑。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外援无法消除贫困并非是因为援助国给穷国提供的钱太少。倒不如说援助国给的钱正合适，因为它的目标是提升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使其下次继续选举现任领导人。相似地，援助也并非给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即给到了盗用的政府而没给到懂得正确利用援助的地方企业主或慈善机构。没错，是有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并非出于偶然或无知。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国愿意给它们提供这种安全以换取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提升了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从而让援助国政府也更加安全。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装出关心他们的人民的利益，因为领导人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们并非发自内心的善良。并且他们的关心只及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所需大量支持者的来源。民主领导人没法通过撒钞票让核心支持者发大财，因为有太多人需要回报。民主领导人必须推行联盟想要的政策。

另一方面，独裁者们可以通过分发现金就让数量有限的核心支持者发大财。善政要求把钱花在为大众谋福利的公共物品上，但把钱奖赏给支持者更有用（从独裁者的角度来说）。

对外援助交易的基础即在于此。双方都有对方珍视的东西可以互相给予。民主领导人需要他的人民喜欢的政策，而独裁者需要现金支付给他的联盟。

历史记录表明，援助在拯救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援助为缓解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源，它却为做相反的事创造了政治诱因。正如美国驻埃及大使（年至年）爱德华·沃克尔简洁表述的：「援助为埃及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条轻松出路。」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比较优势。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相对擅长的领域具有专长，然后与别人交换产品和服务。比起每个人试图在每一件事上都亲自做一点点，这种方式的产出更多。

收买独裁者比较便宜。他们会实行民主国家领导人及其选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只需向相对很少的核心支持者负责，独裁者被收买的价码很低。他们可以被引诱通过执行民主领导人想要的政策去换取金钱。收买民主领导人的价码要昂贵得多。

民主领导人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必须经受当选和连任的考验，他们很没有耐心。他们只有很短的投资期。对他们来说，「长期」指的就是下一次选举，而不是国家在接下来20年的表现。

小张路过：做民主国家领导人真心不容易呐。懒投资的股东源码资本、策源创投随便一期基金，存续期都比奥巴马的任期长。

援助是收买影响力和政策的手段。除非我们人民真正重视穷国的发展和愿意做出有意义的牺牲，援助在达成宣称的目标方面将继续失败。民主领导人并非凶残的野蛮人，他们只是想保住工作，为此他们必须奉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

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是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府统治之下十分可怕，但失败的风险和代价太高使人们不敢起而反叛。他们有可能丧命或被关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希特勒们能够避免反叛。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推翻「真正独立党」政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希望在于可以改变命运，要么通过实现民主化扩大致胜联盟的规模，要么至少成为新联盟的一部分。

面对初生的革命威胁，领导人预期的军队效忠程度是影响他采取何种对策的重大决定因素之一。领导人明白，作为孤立的个人，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了威胁。这正是政府领导人不愿放任人民自由集会形成组织的原因。一旦人民大规模走上街头，领导人想要生存的话当然需要有非常忠诚的支持者为他干镇压人民的脏活。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为了警告领导人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不高兴了，而如果政策不改变，他们将把无赖赶下台。然而在独裁国家，抗议具有更深层的目的：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

独裁者讨厌各种自由权利，因为它们使人民能更容易了解彼此共有的悲惨境况并相互协作起而反抗政府。任何时候只要可以的话，独裁者都要取缔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把自己和人民的威胁隔离开来。

有时候，触发一场反叛运动的冲击性事件纯属意外。自然灾难虽然给人民带来痛苦，但也有可能给人民带来权力。地震、飓风和旱灾的一个常见后果就是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他们被允许在难民营里聚集，他们就有了机会组织起来反对政府。你瞧，难民营居然具有助长自由集会的意外作用。地震、风暴、火山爆发会聚集起大量几乎一无所有的绝望人民。它们也会极大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

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风暴之眼》中可以看到一名缅甸军政府高级将领在向一群幸存者发表讲话。忍饥挨饿、极端贫困的灾民请求政府提供一点米。这名将军对他们说现在他来了（但仍然没有提供帮助），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村子并「努力工作」。军队一边夺走允许入境的少量救援物资（拿到黑市去贩售），一边告诉灾民他们可以吃青蛙。实际上政府是在告诉这些幸存者滚开，默默死掉：惨无人道到极限，但却是上等的小联盟政治。死人是不会抗议的。

正如我们知道的，独裁者并非通过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去收买政治支持。把资源用于拯救人民生命就没法用在党羽身上了。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独裁者非常擅于利用国际社会。让更多人死掉实际上可能会帮他获得更多国际援助。这些结果的含义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没什么好奇怪的，独裁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民主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

人民渴望变革，但政府让他们的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5年《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生动描绘了缅甸人民到底有多不开心，记者回想起当地人不断问他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入侵缅甸：「外国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在某个层面上，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是为了同一样东西而战：保住权位。在其他层面上，他们为了不同的东西而战。民主领导人诉诸战争更多时候是因为从外敌那里得到政策让步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了。对照之下，独裁领导人为了追求土地、奴隶和财富，更可能随意开战。

民主国家领导人需要推行成功的政策，否则会被人民赶下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只在认为胜券在握的前提下才发动战争。当然他们有可能估计错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他们会加倍努力去赢得战争。这就是越南战争中发生的事。

与其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开战，还不如说民主大国专挑弱小的国家下手，不管对手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大国的期望就是对手不会反击或反击力量不足。实际上这直接解释了历史上民主国家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行为，对手都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弱小国家。民主国家专挑软柿子捏毫不稀奇。回顾过去近年，民主国家赢得了93%由它们挑起的战争。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只赢下60%由它们发起的战争。

有意义的选举是人们的终极目标，但为了选举而选举绝不该成为目标。当国际社会敦促举行选举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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