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夜晚，月朗星稀，遥望星空，心情难以平静，祭奠，对于生者，是寄托情思，诉说人世之情的方式，对于您，因为时间与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根本感觉不到......或者，生前无法贴着自己的心灵生活，如今你埋葬山绿水之间，了了心愿。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父亲离世余年这个清明，抛开琐事终于将父亲遗留的笔记整理完成，以慰父亲的魂灵。说是回忆录，谈及不上，那个层面太高，家父只是个凡人。这些回忆笔迹是父亲病榻中精神了以慰藉的支撑，当精神消亡的那一刻，生命也便走到了尽头。两年多忙于撰写毕业论文处理家中琐事诸多事宜，也懒于提笔，父亲的遗稿躺在书桌抽屉里也一年有余，这一直成了心事一桩，当今天在键盘上敲下 一个字，心有百感，终于可以放下了。长舒一口气，想起父亲临终前一直在问“你给我用电脑打印出来，怎么还不见动手？”愧对父亲，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向父亲叩首了。

一字一句在电脑上记录着父亲的一生，原来他拥有的是一颗柔软心，只是寡言让他的人生不为人道，甚至作为他的子女也没有真正了解父亲真实的内心世界。记忆中父亲的晚年总是喜欢抱着地图看，或许父亲是在地图上寻找他的青春岁月和坎坷的人生之路。

父亲是个有思想，也曾经有过壮志凌云的男子，只是那个动荡的年代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的一生略显悲凉。心目中一直认为父亲是个才子，淡泊名利，通过他的回忆更印证了我的直觉，虽然没有功名利禄，毕竟在一生中做了几件引以为豪的事情。退休后父亲的生活更接近于田园，挖地种菜，更象个归隐山林的居士。家父是个具备了灵魂深度的人，生逢乱世，一生怀才不遇，枉费了一世才华。在他的个性时懦弱成了与世无争的代名词，连这点清静在他生活的年月也是无法得到的，印象深刻的是幼时家中用的床与书桌结实美观实用，很喜欢在那木床上睡觉看书甚至写字，却不知那些家具都是父亲极度对这个生存之世界心灰意冷中得以静心的方式也可以称之为是精神世界借以现实世界表现的方式，以这些琐碎之事打发自己斑驳的岁月。

父亲余生守着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洗涤心灵，享受清欢，他的智慧明心全都隐藏在耕种的田地里了，生前父亲放不下女儿，时至今日，我也逐渐走向自己的理想生活，拥有一份自在惬意的田园生活，周围的环境已经不再看了，与世无争，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我们是何之相似。至此，父亲你好好在 安睡吧。

匆忙中写下这些文字，了却父亲夙愿，至少他云游到此知道家人的惦念，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人守护着。此生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我引用当代作家周国平的一段文字结束清明祭词。“我为人心的冷漠而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善良；我为人们的心灵的贫乏而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丰富；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高贵。如果我是一个从前的哲人，来到今天的世界，我会最怀念什么？一定是这六个字：善良、丰富、高贵。我听见一切世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们呼唤：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

高祖颂

数十年间，不知高祖是谁。一九九八年返乡，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翻阅到家谱和墓志铭，始知他名致中，字本天，略知其事迹。

墓志铭载，高祖十八岁时，当地遭“捻军”过境之乱，他请父亲寻杏公和诸家人远避他乡，独留家中应变达十数日之久。由此见青少年时期的他已露出勃勃英气。

家族自高祖手里发家，至于发家史，已无人能道之明了。村子里较为流传的说法是，高祖娶妻李氏夫人，是邻村南齐村一家很富有的财主独生女。由于别无子女，李氏夫人出嫁时，娘家给了很不寻常的嫁妆，后或许也给过钱财等物。高祖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家的。至于怎么经营，已无从得知了。只是听母亲说过，在儿子们娶妻之后，高祖母仍要弟兄们、媳妇们各居一室，同睡一条大炕，不准分居，为的是节省灯油（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是防止家庭内部的离心力）可见在发家过程中积累财富之艰辛。

高祖还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按照清朝的捐官制度，花钱给自己捐了一个“资政大人”的三品官职。虽然花钱买官，就现在看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他那种不安于现状的心态和企求进取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为壇公捐了一个“文林郎”的官职，只是其事未果时壇公就已先逝。

二是高祖晚年安排长子鹤铭弃置农事，创办新学，以授村人。可见他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决非一般的土财主之所能为。

高祖的墓志铭由道北汝襄爷撰文，国樸大爹手书，虽难免过誉之词，但透过铭文仍可看到高祖及子孙们兴旺发达之盛况。原想附录于后与上面短短的记述合并，做为我记述的开篇，定名为“高祖颂”，可惜是十年前抄回的原件遗失，而我已患重症，再无回握纽庄重抄之可能，只好付之阙如，但本篇篇名不变，以表示我对高祖的敬仰之情。

曾祖

曾祖世铭，字纪古。生于一八七一年，卒于一九五六年。曾祖幼年随道北豁子爷汝襄读书，据说豁子爷很有才学，因残疾不能科举入仕，便倾力向门人授艺。

曾祖数次参加乡试不中，直到二十八岁始考中举人，并步入仕途。曾任省议员，两度出任无极县县长。照他自己的话说，当县长无非就是催租讨债打扳子，实在无味。因而弃政从教，曾经督学云南。祖父在北洋大学任教时，曾祖也在北洋政法大学任教，有“一门两教授”之誉。

曾祖因与社会世俗不相容，五十多岁即返乡，在家赋闲，除吟诗作赋外，还管理两坊齐氏家族事务。晚年信奉天主教。

握纽庄原名卧牛庄，是因开发握扭庄打 眼水井时，井底有巨石酷似卧牛，因而命名。现在人们已经说不清楚是在哪一年了，经曾祖将卧牛庄改名为握纽庄﹝口语发音似为卧牛庄﹞。

曾祖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作为长重孙，我自然受到曾祖的特别钟爱。母亲对我说过一件动人的事：我小时出疹子卧病在床。一天，村里盛传日本人要进村了，曾祖母早已跑的无影无踪，但曾祖父没有走，他对母亲说：看你顾自己，还是顾孩子，要顾自己你就走。这一天，曾祖一直在院子里转来转去，陪伴母亲护我。所幸日本人最终没有进村。

曾祖母刘氏，同邑周营人，与曾祖同庚。卒于一九四七年。

曾祖从不过问家务，家务农事全由曾祖母操持。在财产经营上，祖父母与曾祖父母之间存在很大分歧，祖父母想以祖父收入在北京置房产。曾祖父母不允，执意回乡置房产。到一九四七年土改时，有地二百多亩，果园、菜园、大场各一处，五进宅院一座。

华北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盛行“扫地出门”之风，曾祖父母和随他们生活的二祖母一家，自不能幸免。被“扫地出门”后不几日，曾祖母病故。令人不解的是：曾祖父母并无大恶。曾祖母死后，村里连几块薄板也不给，一张席、两扇门板埋于齐氏祖坟。曾祖 的女儿，嫁给高阳县布里。段氏的汝琇闻知，到周营曾祖母娘家下了一跪，村里人才赶上大车拉着棺材到握纽庄进行了二次安葬。

曾祖之大不幸是老年丧子。祖父在一九四二年去世，二祖父则早已在一九三五年阵亡。一九五五年在保定三叔﹝国偏，二爷子﹞家，曾祖曾哀伤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爷、你二爷早就没了，你们都瞒着我，没人跟我说。”

附记：

二祖父汝瑛，字含璞，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服务军界。二祖父死于陕北“剿共”，早在十来岁时我就听说过，只是不知其详。一九九八年，始听叔父﹝国儒﹞简单地说了事情的过程。二祖父厌倦了在刀尖上挣钱过日子的生活，已经不干了，回了家。但是养羊羊不成，养蜂蜂又不成。正是这时候，他的一个老上级寻至家中，让他无论如何再跟他出去走一趟。说的是山西路警，不知道怎么就过了黄河……”，然后死于陕北“剿共”战事。

至于曾祖母被迫软埋之事，祖母说是“吃了老偏的亏”。老偏者，道北齐氏家门中人，家庭富有，酷爱玩马败家。是曾祖父母请的“车把式”。二祖母守寡在家，老偏行为不轨。这类事在贫寒之家尚难容忍，何况在书香满门的乡绅人家，遂将其辞退，因而结怨。土改时老偏在村里受事，借机报复。祖母此说不无道理，但无事实佐证，故附记于此。

祖父母

祖父汝璜,字韵仑。生于一八九三年，卒于一九四二年。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在北洋大学任数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部分院校内迁，祖父举家迁居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在内迁院校组建的西北工学院任数学教授。一九四二年因高血压心脏病逝世于西北医学院，就近安葬于汉中黄家坡。

祖父英年早逝，著述不多，但至今通过互联网在大图书馆藏书目录中仍可找到他译著的书目，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编著的教材。记得在古路坝时﹝约在一九四四年﹞我找手纸，祖母给了我一个软面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很工整的英文。祖母说，那是祖父写的书，曾送商务印书馆，人家说需要那样书的人太少，不予出版。没用了，让我撕着用。现在想起此事，仍令人叹息不止。也就是在这前后，祖母告诉我，祖父参加了中华数学会，是中华数学会会员。当时有三十来人。这几年我在网上查过：中华数学会一九三五年在上海成立，会员三十多人。那时祖父任北洋大学数学教授，并有著述问世。祖母所说，应当不差。

一九五六年五月，在汉中工作的同乡捎信，说祖父墓地所在通知迁坟。祖母与二姑父吴增坤去往汉中，将祖父骨殖装箱运回宝鸡，在十里铺太白庙后坡麦地边高崖下挖了个窑临时安置。一九五八年该处崖体跨塌，遂将祖父骨殖深埋，随后修引渭渠又加厚了土层。叔父说土方量太大，无力挖掘，我虽感情不通，但也难有反对意见，遂将祖父遗骨弃置于此。一九九六年，将祖父的一张放大照片一张与祖母骨灰合葬于常羊山公墓，以慰英魂和供后人祭奠。

祖母崔啟文，清苑县温仁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七三年。

祖母只读过几年私塾，但求知欲极强，能到手的一些文史类书籍及报章杂志等，几乎无所不看，尤其是酷爱古诗词，终生不倦。在她去世前患病的几年中，癌痛难忍，整夜不能成眠，对着小 灯看书看报、诵读古诗词，造成两眼高度近视。可见看书看报等文化活动在她生活的位置。

祖母通情达理，从不做无理之事，不讲无理之言，不会骂人，更不会与人吵架。但遇大事要事极有主见。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汉中航空站人员携家带眷撤退到四川广汉县三水镇。父亲是该航空站 一名大学生，很得站长孙某推崇。孙某多次动员父亲去台湾，父亲不决。祖母说决不当“白俄”！国民党腐败丢了大陆，能守住台湾吗，再跑到荒芜人烟的小岛，然后再往哪里跑！一直持此说不改，去台湾之议遂作罢。虽历史发展非祖母所料，但以后数十年局势之变化也非常人所能预知，中国终归要统一，祖母之议论与决定是极有远见的。

祖父去世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即使毕业后，收入很低也无力养家。一家人生活全仗祖母一人操持，虽贫寒，但有序。一九四四年，为了养家糊口，祖母曾穿越国统区与沦陷区，回天津处置祖父迁陕时留存的一些财物，且不说战事频繁，危险重重，仅就一个五十多岁，缠过足的老年妇女，要不时徒步穿越数百里的黄泛区讲，是多么艰难。祖母之毅力与干练，可见一斑。

应该说，在这个家庭中，给我影响最深，我最热爱和仰慕的是祖母。有时忆及数十年前，在古路坝，夏日初夜，几个孩子围坐在祖母身边，听祖母讲“聊斋”，心中仍有一股暖融融的情感涌动。

父母亲

父亲国任，字泽民。生于一九一四年，卒于一九七一年。

早年渡海赴日本学医。“七七”事变后，弃学归国参加抗日武装，在华北人民自卫军任敌工科长。祖父举家迁陕，父亲随之，入西北医学院继续学业。一九四三年毕业，到天水西北公路局任医师，一九四六年到汉中航空站任医师，无军籍，待迂同“少尉一级”。解放后，在四川德阳任校医两年，经人介绍到甘肃定西在西北铁路干线总局任医师。后西北铁路干线总局撤消铁道部成立新建铁路总局，医院任医务主任，内科主任。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到基层劳动改造。一九七一年请假回家探亲，病故于宝鸡。

父亲是个善良、傲慢、而又可怜的人。

说善良，是指乐于助人，对弟妹十分关爱。在汉中航空站的几年，正值国共内战，国民党抓壮丁残害百姓，因此有人找父亲要求在汉中航空站挂名当兵，抓壮丁紧张了，来领身军装当兵，松了脱军装务农。凡能办的父亲都给办了，总有五.六人其中以张进财，张明娃次数最多，一九五六年，祖母去汉中为祖父起灵，曾找到张明娃，明娃仍对父亲赞口不绝。

兄弟姐妹中，父亲是老大，在汉中航空站时，大姑，二姑，三姑均已结婚离家。叔父，四姑，五姑虽都在国立中学上学，但不少花费仍需家中开销，日子过得很紧张。每年寒暑假，叔父都要带他女朋友我后来的婶娘李金亭来家住。李弟妹三人，只有一个患精神病的母亲，无依无靠，很可怜，所以常常又是弟妹同来，叔父考入西北大学他们去了西安，还将李弟金成留在汉中在家中生活二年有余，这自然都加重父亲的负担，但父亲都是乐和和的，从无怨言。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手足友爱，父亲与诸弟妹关系融洽，很得他们尊重。

说他傲慢，是他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有一付好像是天生的傲气，对看不惯的人和事不是嗤之以鼻，就是撇咀、咳气、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正是因此，他吃了大亏，受了大罪。

第三工程局是个大局，当时负责修建集（宁）二（连）线铁路，医院在集宁，是父亲一手筹建的。院长是部队卫生员出身，医术不高，父亲看不起人家，关系紧张，医院政委关系好，而政委也与院长不和。院长的丈夫是第三工程局政委，在政治运动迭起的年代，人家怎能不找机会整你呢？一九五六年，父亲补习了几个月俄语，正准备去苏联学习，“肃反”和“整风”运动开始了。由“整风”发展到“反右”，父亲在运动中怎么被划为“右派”，说不清楚。。姑且不论，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则是一个大大的错案，怎么形成这个错案，值得深思。

父亲在西北医学院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区分部委员，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按照政策界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只是内控对象，不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区党部委员是要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对区分部委员一事，父亲早已向组织详细交待，而他有个叫石灵慧的同学当时在湖北某大厂工作，却揭发和咬定他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第三工程局“肃反”工作人员以此为据，要父亲承认交待区党部委员之事。父亲当然不会承认，也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内容。 竟真的以曾任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拒不交待，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西北医学院解放后改名为西安医学院，国民党组织的档案当时全在，该院国民党党务员负责人也健在，为什么不认真详细地调查取证，就这样草率定案呢？说此事为政治陷害，决不只是猜测。一九六二年我按父亲提供的线索，找到西北医学院管国民党党务的毛洪智教授，时任西安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毛说我父亲没有当过区党部委员，区党部委员中有一个姓齐的，名齐文泰，是山东人。对我父亲的遭遇感到很惊讶。找到父亲的同学刘树德医师，刘说他见过石灵慧，说到他们参加国民党的事，石不承认是国民党员。刘为此大骂石不是东西，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怎么检举别人是区党部委员。

更能说明打击报复或有意陷害的是：父亲在汉中航空站任军医并无军籍，待遇同“少尉一级”。而第三工程局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文件上，这个无军籍、同“少尉一级”的人，竟变成了“少校”军医。按“肃反”政策界限，少校军医也是刚能够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要戴帽子的。虽然文件下发后，第三工程局随即又发了一个文件纠正，说是文字之误。但这个文字之误，一直保存在父亲的档案中，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才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给予平反。

就这样，“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国民党少校军医”两大“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直到一九七一年去世。虽然以后给予了平反，但人已去矣，他已是不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应按文化大革命时的标准衡量—绍良注﹞，并未有别的什么问题）。”历史终于证实：父亲虽然傲慢，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敢于坚持讲真话的人，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

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即所谓“双料货”之后，戴上帽子，到基层劳动改造。他本来就患有心脏病，不适合体力劳动，更何况是修铁路、抡大搞。因而健康状况急速恶化。真不知道一个生活已难以自理，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十几年的“劳改”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说他可怜，主要是指与子女的关系：有子子不亲，“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无端揭发，感情受到很大 。

终父亲之一生，我与他一起生活不足四年，而那时又是我调皮、逃学、不好好念书、不懂人事，父亲对我态度很不好的时间。母亲念叨家常，说我小时候﹝两三岁﹞拉了屎玩屎，父亲看见了，一脚就把我从老爷门前高台阶上踢到了地下，幸好还没摔着。我从老家出来在古路坝见父亲很少，以后到汉中随他生活，蹲着吃饭他也骂我，说我像“小做活的”。我逃学不敢回家，祖母和母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听说他坐在麻将桌上都没下来。家庭生活困难，他提出叫我不要上学了，多亏祖母不答应，我才没有失学。看到他那麽喜欢两个妹妹，对姑姑她们也很好，相比之下，对我这样一个尚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觉得难以理解，只能认为他是从小就见不得我。虽然不敢说，但内心很反感。后来家住蔡家坡他在德阳工作，一九五一年我参军当兵，恰逢祖母去了东北大姑家，母亲松了口，没拦住，父亲知道后闹的很凶，非要和母亲离婚。我知道后非常反感。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我写信去说他，他反唇相讥，从此之后父子之间长期不通信。一九七一年他回宝鸡探亲，病重住院，我对他关心很不够，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他去世，也没有多大哀伤，只干嚎了几声。至于三个妹妹，父亲被打成右派放到基层劳动改造时，她们年纪尚小，以后相聚时日也不多对父亲更多的大概是不理解，和因为父亲问题倍受歧视，而产生对父亲的怨气，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中大妹揭发父亲的悲剧：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大妹写信问我父亲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信把我知道的统统都说了。但当时听说把我列为了“内控”对象，已经在市公安局挂了号，再加上一九六七年我写给母亲的信和随信寄的未婚妻照片，莫名其妙的“遗失”了，所以我很害怕书信被检查，给大妹说的都是所谓“ 正确”的“组织结论”，和我知道的父亲“表现不好的”事情，如劳动改造中身体受不了想 、不满组织对他历史问题的处理等。我没有想到，大妹竟给父亲单位写信去“揭发”了他。按事后父亲对祖母讲：批斗他刚刚松了口气，单位就接到了大妹的信，接着就是新一轮的狂批猛斗……他哭的很伤心，可见此事对他的 是巨大的。我知道此事后怕大妹受不了姐妹的议论而出事，写信给大妹说我“支持”她，以留下回旋的余地。但父亲从未直接对我说过此事，日后也没有听到有人再议论此事。可见父亲对子女过失的宽容。

母亲，刘锦荣，蠡县刘营人，生于一九一一年，卒于二零零四年。自幼聪慧，虽只读过两年私塾，但能书会写，可以应付一般的文字事务。且工于针，很得人们赞誉。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极其凶险的环境下养育我，父亲在“反右运动”被处置后，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抚育三个妹妹，让她倍受辛苦，实属不易。母亲为人通达情理，少与人争，但性格刚强，遇事宁可自己吃苦受累，而不愿意打扰亲朋。我一生 的憾事，就是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帮助她照料家。虽说家在包头，我在宝鸡，但一个月五十多工资，给母亲经济上支持是完全有能力的，但我做得很不好，让母亲多吃了多少苦，多受了多少罪，也累及三个妹妹吃苦受罪。以至母亲去世之后，我做了一个怪梦：不知怎么杀的，反正是我把母亲杀了，祖母在一旁冷笑，我逃到一片树林里，在大树间跳来跳去。月光明亮阴冷，就冻醒了。

我自己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阴历九月十七﹞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握扭庄。一九四三年春来陕西，先后在城固、古路坝、汉中读小学及初中一年级。一九四九年随家迁至四川省成都市西顺街三道街四十四号，失学一年。一九五零年入宝鸡县虢镇中学读初三，一九五一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入伍当兵。先后在西南军区机要学校、炮兵五四一团干部学校学习。一九五二年进藏，先后在十八军后方司令部第三办事处十九兵站聂纳分站任文化教员、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司令部政工科任收音员，一九五五年复员。一九五六年到宝鸡市贸易支公司工作，一九五七年调至宝鸡市城市服务局，此后除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八年“下放劳动”去风县外，一直在宝鸡市、专﹝员公署﹞、地﹝区﹞商业行政机关工作。一九九一年调宝鸡市百货文化用品总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一九九五年退休。

回顾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颇感平庸无为，不乏荒唐谬误，自觉辱没先人，愧对来者。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勤于学”这三个字。论学历我只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但从小受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使我一生求知欲很强，数十年自学不辍。母亲曾经说过，我三岁时已认识三百多字。只是大点了，又都玩忘了，小学二至四年级我在班上一直处三四名的位置，可惜无课外书籍可读，家里有一本破损的地图，没事了就翻地图，看日本鬼子打到哪里，看境外印度那面铁路很多，而我们这里一片空白……。五年级后喜欢水浒和剑侠小说，甚至为看小说而不务正课。当兵期间，迷恋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后则是古诗词和古典文学。文史类书籍只要能看懂的，几乎无所不爱，无所不读，数十年兴致不减。其他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东西，也无所不爱。“勤于学”使我受益匪浅，不仅知识面较广，有一定深度，逐渐提高了观察事物的水平和文字书写能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前，因政治条件限制等原因，只能为他人做嫁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由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五年退休前，在全国发行的刊物《商业经济研究》、《商业部经济研究所调研资料》，以及陕西、山东、辽宁、新疆、甘肃、贵州等地方商业经济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与河北省财经学院教师纪良纲等合著《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体制新论》一部，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与陕西财经学院教授文啓湘合著《论商业企业经营责任制》一书，在财经院校内部交流，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商业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数次获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并曾任陕西省商业经济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宝鸡市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因此曾被称宝鸡商业系统“一支笔”，在全省商业系统“小有名气”。

我 的谬误、荒唐与过失，是政治上的糊涂与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主因是 等激发的爱国热情，次因是不知社会之复杂和世事之险恶，急于想去“闯荡”，“干一番事业”。还有就是没上初二，怕考高中时化学一点不会，“太丢人”。但走弃学从军这一步及入伍后的遭际和表现，几乎断送了我的一生。

一九五一年七月入伍后，分配到西南军区机要学校，校址在四川江津，我被分配在四大队，先在九班，后调十六班任副班长。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先学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内容。一九五二年 月间，政治学习结束，要转入译电员的业务学习之前，进行“思想总结”，实际是一次内部政治整肃运动。号召“总结思想”、“交代问题”、“大胆怀疑”、“忠诚老实”。“大胆怀疑”可以无边无际的胡猜乱想，“忠诚老实”则难以有与之相匹配的“客观标准”。我家庭政治条件不好，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对这些我都一一作了交代，有些说不清的，则宁可说重一些，以免落下不老实的罪名，比如家庭成分就有“官僚地主”﹝我老爷曾当过县长﹞“旧军官”﹝我父亲曾当过军医﹞等等。但在这些问题交代完之后，以班长张禄义、团小组长田志诚为首，加上从蔡家坡铁中入伍的一个叫张树萱的，提出你家反动，社会关系复杂，难道个人没有问题？要我交代。起初还能争辩争辩，后来经人家以刚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等论点引诱“开导”，我自己也竟觉得人家说的“有理”，我没有问题，“讲不通”于是便“挤牙膏”似的开始编造，渐由思想意识，生活作风，“反共”活动到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班里除我之外还有十一人，有人拍桌子摔板凳（如上面提到的三人），有人流泪哭劝；我是编造了推翻，推翻了再承认再编造，直到无可再编了，我说参加过“一贯道”，在汉中有个老婆婆在家里宣传过“一贯道”属实，奶奶根本不信，参加“一贯道”是假，交待了，人家一分析说不对，你家里是有知识讲科学的知识分子，怎麽会相信和加入“一贯道”呢？因而不相信。这才基本作罢，不再穷追猛打了。我编造的政治历史问题有：小时在老家参加过的天主教（事实是我曾祖父信奉天主教）；在汉中钟楼镇小学参加了“三青团”；在汉中见过“反共救国军”这个名称，便把一九四九年一次在成都被骗流浪学生要求发遣送费的签名交待为“签名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解放后，在四道街水井里投过毒。其他还有在汉中城固多次参加反共游行；入伍后经湖北水路入川，过三峡时希望“翻船”，把大家都淹死，我游泳逃出去（我当时还不会游泳）等等.等等。“思想总结”后组织未结论，经调炮兵五四一团干部学校学习数月后，就步入了工作岗位。一九五五年五月我复员回到河北蠡县。县上说没有什么工作，无法安排工作，拖到一九五六年三月才联系参军地宝鸡市民政局。分配到宝鸡市贸易支公司当统计员。当年冬季开展“肃反”，看到有问题的人一个个上会，我给党支部写信大发了一通脾气，说没人管我的事，后经组织调查，汉中钟楼镇小学没有“三青团”组织，三青团的书记长讲在小学不发展三青团员，成都四道街解放并没发生过水井投毒事件，因此将着两个问题给予否认。参加天主教属宗教问题，不做调查，留下了一九四九年在成都签名参加“反共救国军”问题，因为我捏造，交代这一问题时说和婶子的弟弟李金城同时签名参加的，以我的推论在我交代后，当时同在机要学校四大队学习的李金城应被追问，因此他也会经不起考验而承认的。我很害怕被家里人知道，责备我自己编造问题，还要拖累亲戚，因之没敢否认这个问题，组织上也没调查，就按我的交代认定了结论。直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到处抓特务，叛徒，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写材料要求调查，结果被以“翻案”论。到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才由凤县县委组织部调查、结论否定了这个问题,还我政治历史之清白。至于编造的那些无须组织结论，组织也无法结论的东西，则仍留在了档案之中。数十年我慨叹“一失足成千古恨”，每每为此长夜无眠。可见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办的这两件荒唐事，对我影响之深、之远之大。

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可能是与喜爱历史、古典等有关，虽然没有受过传统儒学的训练，但崇古情绪是有的，遵守传统道德规范的思想也很严重。甚至有一股“书呆子”的迂腐气。比如工作能力不足做不好工作可以理解，因为把个人之间的意见、情绪带到工作中则是思想品德问题。迂事待人要光明磊落、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不翻事弄非、在重大事非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荐人不嫉仇、不避亲、不拉帮结派等等这许多道德规范，我如此说也如此做，可是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吃亏，想过下次变变，但碰到实际问题依旧故我。这样的事情很多，下面还会提到一些，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娶妻陕西乾县人，赵氏惠英，并育有一子一女（严、悦）。因性格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婚后感情不好。但惠英终是个好人。老来反而感情好了许多，特别是此次身罹绝症惠英对我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如果还有来生，我还愿与她再结夫妻，定要好好待她。托付儿孙辈我去以后，定要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祖母。

这个大家庭

爷爷、奶奶造就了最终落足于陕西宝鸡的这个齐氏大家庭。由于祖母寿数较长，这个大家庭在很长的时间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凝聚力。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它反映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恼、遭遇与命运。

奶奶曾经说过，爷爷打算把他的子女都要送去国外留学。日本医学有名，就把我父亲送到日本去学医，英国纺织业发达，要送我大姑去英国学纺织。可惜日本鬼子的铁蹄踏碎了他的美梦。不得不举家迁陕。本人也病故于汉中。这可以说是对这个家庭的 次重大打击。

建国之后，国家欣欣向荣，这个家庭也充满了生机。我父亲一帆风顺，至一九五五年已在铁道部新建铁医院任医务主任。大姑夫杜家驹从不过问党派政治，虽然一九五二年“三反”中被打为“大老虎”即（贪污犯），但很快给予了平反，一九五五年在沈阳铁路局任工程师。因建议新建铁路改线节约大笔资金而上报受到表彰。叔父国儒在西北大学毕业后，至一九五五年已在中学名校蔡家坡铁中升任教导主任，婶母在宝鸡斗鸡中学任教导主任；二姑与骗婚的前夫孙明科离婚后，已与老革命吴增坤结婚，吴任宝鸡市金陵区的区长；除三姑一九四九随夫王柱（国民党空军机械师，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去了台湾外；四姑刚由西北农学院毕业不久，五姑还在大连工学院上学，但是时隔一、两年，一切都变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姑父被打为“右派分子”；叔父经“肃反运动”成了“特嫌”，而五姑则在广东韶关钢厂因一次小事故被关进了监狱。这样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五姑被无罪释放但因韶钢早已下马失去工作，其他的人并无变化。二姑父、四姑父及婶母尚有一点红色共产党员外，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家几乎是一片漆黑，在政治上陷入社会的底层。

直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虽然家庭成员四零八落，但组成这个大家的个个小家方又显示出了勃勃生机。邓小平倡导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及路线，不仅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也终于使祖父、母造就的这个大家庭看到了希望，步入坦途。

握纽庄西场齐氏与大曲堤齐氏家族

“蠡无二齐”指河北蠡县境内齐姓人家，只有大曲堤齐氏家族，再无别的齐氏族裔。大曲堤齐氏只聚居于蠡县东北一隅之大曲堤、曲堤庄、握纽庄三个村落。反倒是冠有齐字名称的村落，如南齐村、北齐村、齐家庄等，一户齐姓居民也没有。

据乡里族人考证，大曲堤齐氏之世祖初，系山西小奥洲洪洞县大槐树人氏。曾任蓝田县县长。明洪武二年奉旨迁居大曲堤，但馥初爷他本人并未到达大曲堤，不知亡葬于何地，率族人到达大曲堤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志德、志忠爷。大曲堤建有齐氏家庙——齐公祠。始建于民国十九年，后被日本人焚毁。修复后，“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拆除，改革开放后建烈士祠堂为名，报批重建。院落内正殿三间，东西侧房两间，正殿供奉牌位为：

远祖盖，始祖讳锡字汉，长子羽林郎，次子河北路右北平大将军，另置小牌位世祖馥初，曾任蓝田知县。塑像为始祖锡。壁画有挂帅出征，得胜还朝等四幅。正殿门前上方横挂牌匾。

家庙内藏有家谱正本，记载各代姓名、传承、功名等较详。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焚毁。唯别录有副本一册，被乡人窃出藏匿，得以流传下来。但只录各世姓名及传承关系。冢庙正门外侧壁刻大曲堤烈士数十人之名录，门前现为齐氏祖坟，原有三百多亩，现存一百余亩。祖坟内世祖为衣冠。

大曲堤齐氏入居握纽庄，族人考证在清军入关后，满洲贵族跑马圈地之时，大曲堤齐氏族人地被圈占者，经官府批示准其众人在后由齐氏族人命名为卧牛庄的地域开垦辟荒、另谋生计，这才有握纽庄（卧牛庄）与握牛庄之齐氏家族。但这些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与过程难知其详，大体可推断在多尔衮主政时期。至于西场齐氏是从哪一世入居握纽庄的，我曾经问过管理族人事务的占叔（国柱），也没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我只知道入居西场是我的七世祖其梅爷。其梅爷之父名文然，有二子，长子其椅爷不和居于握纽庄何处，共梅爷因何入居握纽庄，最西边的这个大场，是分家还是迁居，也不知道。只是听母亲说过老爷曾对她讲，他的老爷叫其梅，小的时候曾教导他们进村要下车，车要慢行，平时走路遇见长辈要问安、让路等等。由此推断，其梅爷也当属乡绅类人物。

其梅爷有四子：步蟾、步绪、步亭、步壇，被后人称为西场齐氏老四支堂。握纽庄从村中心一带南北走向的村庄大道中央分出一条向西的村庄大道，除步壇爷居于最西段的道南外，其余三位爷均居于道北，因此西场齐氏又有道南道北之分。道南步壇爷独子致中爷又有四子；鹤铭、恩铭、箴铭、世铭，被称为“少四支堂”。

大曲堤齐氏也有东四门、西四门之别。握纽庄西场齐庄为西四门爷后。附：握纽庄西场齐氏录存涉及西场齐氏的大曲堤齐氏家谱。

世祖

馥初氏子志德次志忠

二世

志忠氏子恭

三世

恭氏子铿

四世

铿氏子友直次友能次友昇次友才次友本

五世

友直氏子僎次瑞

六世

瑞氏子潮次洪次梅次渊次瀚

七世

潮氏过胞侄璨然

海刘氏子焕然次粹然次璨然（过嗣胞伯）

八世

璨然氏子符次簾次

九世

符氏子民安

十世

民安徐氏子僔次煜次喜次炜

十一世

烨叶氏子可传次可教

十二世

可教赵氏子开济

十三世

开济庞氏养张姓子思公生子思忠次思敬次之理

十四世

思忠赵氏子采藻次采葵

十五世

采葵梁氏子文然次文耀

十六世

张

刘

文然王氏女其椅次其梅

赵

王

十七世

其梅蒋氏子步蟾次步绪次步亭次步壇

十八世

步蟾张氏子用中

步绪沈氏子宅中次建中

步亭马氏子德中次允中次顺中

李

步壇崔氏子致中

十九世

用中、宅中、建中、德中、允中、顺中（略）

致中李氏子鹤铭次思铭次箴铭次世铭

二十世

东铭、敬铭、志铭、金铭、锡铭、心铭、铜铭、

绅铭、阁铭、端铭（略）

鹤铭许氏子汝屏

思铭陈氏子汝清次汝成

郭氏

箴铭杨氏女汝镇次汝骥

贾

世铭刘氏子汝璜次汝英

二十一世

汝冀、汝襄、汝弼、汝勤、汝钦、汝为、汝霖、汝敬

汝华、汝修、汝敏、汝濂、汝芬、汝舟、汝恭、汝祥

汝贤、汝望、汝深、汝欣、汝仁（略）

汝屏段氏子国桂次国桐次国楷次国敏

汝成陈氏子国新

汝镇杨氏子国楷次国材次国延（出嗣大王村刘姓）次国柱

汝骥王氏子国权次国楠

汝璜崔氏子国任次国儒

汝英崔氏子国伦

二十二世

国标、国栋、国楹、国荣、国蕖、国檏、国棋、国棕

国桓、国梁、国宝、国和、国良、国杨、国林、国安

国桂徐氏

二十三世

杰、昭、熊、鲸、烈、烆、爘、烽、焱、煐、耀、焜、点、煊、文钢、文铁、文铜、文铮、熙、学……（略）

方哲李氏

方村李氏子栓

方盛

方武

方伯张氏代子中坡

方功代氏子泽湖

方农

方正李氏子光次兵

方年氏子亮亮

方文氏子娃

方乐

方虎

昆刘氏子泽川、次泽达次泽开

焰

乐生

义勇韦氏子小兵

义年杨氏子亮次臣

绍良赵氏子严

丹顾氏子旺

阳刘氏子天骄

少康氏子欢悦

文通、文会、文坡、涛涛、文涛、烨、兵、涛、三、佳、叶、龙……

二十四世（略）

二十五世（略）

二十六世（略）

二十七世（略）

散记人生

乡情一

远古时代在太行与海之间有一个雍奴泽，是远古中国四大泽之一，白洋淀就是它的当代遗留，发源于太行乃至燕山山麓的诺大河在此交汇，黄河河水流经这里入海。水乡泽国生活着远古渔猎民族匈奴人与夷人的祖先以后炎黄族向东扩张逼迫，他们逐步北迁东徒，这里遂成古华夏之地。我的家乡河北蠡县，就坐落在雍奴泽变迁、退缩、淤积形成的大平原上。春秋战国为中山、赵国地，西汉初年属中山靖王刘胜封地，东汉末年桓帝被迎立为帝前爵封蠡吾侯，蠡吾就在当今蠡县县城一带。清朝康熙年间，博野出了颜元（习斋）、蠡县出了李塨（恕谷），创立“四存”学说（存性、存学、存治、存人），虽无大学派之声名赫赫，却也独领风骚于一方，成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文化圈中的一株奇葩。这里人不仅习文，而且尚武，民风朴实，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因之绿林英雄迭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爆发北方 建立过红色政权的农民起义—高（阳）蠡（县）暴动，发起地玉田村离我出生的握纽庄不过十多里地。红旗谱描述率部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李霜泗、原型人物王双四就是当时绿林英雄中之皎皎者。

曾祖说在他年轻时渚龙河还没有改道，就从握纽庄南边流过，每年发水行船可经白洋淀直达天津卫，村里常年得鱼虾水运之利。只是地势低洼，土地贫瘠。易涝易旱，多种高粱、棒子等耐劳耐旱之杂粮。每年青纱帐起，无边无际。

西场道南实际是一个封闭的大院子，由东向西排列着“少四支堂”老二、老三、老四老大各家宅院。在老大与老三之间、老二与老四之间各开了一座通向街里的稍门。不知从何时起，东边稍门封了，加盖屋顶后安置了一盘磨，藏了一个地道口，所以由我家去街里要从南面绕行西边的稍门，所幸道南大院确实够大，里面还有果园、菜园、几个大场和水池等等，不乏农村少儿玩耍的地方，在场边大树下捉天牛、挖金翅虫，在果园、菜园里摘花拈草……只是可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太少，只有一个比我还小三个月的荫姑（国荫）。有时偶尔也出稍门。记得一次是过年，母亲奉曾祖命带着我去祖坟给高祖上供烧纸。祖坟柏树成林，在萧瑟的秋冬季节，突现一片葱绿。还有一次是母亲带我去村西自家地里转了转。再有一次是我一个人，刚出稍门，就有道北的一个大小伙子，给我打招呼“绍良叔也出来了。”我觉得怪不好意思，呆了一会就回家了，除此之外出稍门就是要去姥姥家了。

姥姥家在刘营，握纽庄村南八里，姥爷刘士琪死的很早，姥姥只守着我母亲一个闺女，大姥爷得幼子洪玉，比我小两岁，落地后母亲就难产去世了，姥姥遂抱养为己子。洪玉还有一个侄子叫复兴，与其同龄，同此住姥姥家，有洪玉，复兴三人可以在一起玩耍。姥姥家老弟兄仨没有分家，路南路北相对各有一座宅院，不乏玩耍之处，有时还到村南场里的河边玩乐。偶尔也随大人坐船过河南岸孙家庄姥姥娘家，那里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一起玩。但是在刘营我也碰到一次危险，几乎没命。姥姥家门外不远就有一个大水坑，很深，坑南是一片树林。那年在姥姥家过年包饺子，我老捣乱，刚好家里在大坑边伐了一棵树，树根没有挖，就哄着我和复兴去看树墩。两个孩子坐在树墩上没有什么可玩，恰有一不相识的大人从地里回来，到大坑边洗手，人家走后，看看我的手挺脏，便模仿着到水边洗手，脚下一滑便跌进了大坑。周围无人，复兴也不知道去叫人，全仗着穿的是新棉花的厚棉衣，才没有下沉，自己又挣扎着爬了上来，等大人去时，我坐在树墩上，浑身全成了冰凌碴子。还有一事困扰，就是日本人扫荡，得随时准备着逃跑。

有人记事早，有人记事晚，我在家乡数年就记事无多，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故乡的热爱，却深深地扎入心中，每想到故乡，总有一股依恋与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乡情二

虽然多少年魂牵梦绕，心中总有家乡那么一个影子，但几次还乡心境相去甚远。

次回乡，是在离开三十二年后的一九七五年。“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把我母亲当成地主分子送回老家。一九七五年已见政策松动，必须回老家办证明，以便把母亲户口重新迁回石家庄。进村无相识之人，提起名字西场长辈还都知道，事情办的也还顺利，可是我心情极其不好，除了地主崽子这个“美誉”，故乡对我一无所有，甚至埋葬老爷的那杯黄土也无处可寻，所以事情办完，就毫无留恋的立马走人了。

再过二十三年，到了离开老家五十五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小妹绍聪在石家庄见到二姥爷家去治病的子厚舅，说家乡已经大变了样，他们做皮货生意也发了家，姥姥他们的墓地也都重修了。母亲知道后，勾起思乡之情，一要回去给姥姥扫墓，二是要向多年照顾姥姥的子厚舅当面致谢，我也想回握纽庄看看，探寻曾祖墓地的情况。当时母亲已八十多岁，身体很好，错过机会也许就再也回不去了。于是我和三个妹妹共同呵护着母亲，和结伴还乡的四姑国俊一起回了老家。

先到的刘营，确实如子厚舅所说，他们发了家，起由是离刘营几里地就有一个传统的皮货市场留史镇。很多人去口外、内蒙一带收生皮，运回家里加工贩卖。随经济发展，留史镇成了全国 的初级皮毛市场。子厚舅家的孩子在内蒙收皮中，认识了一个香港商人，以“诚”取得了此商人的信任。后来他两个儿子又拉了几家亲戚入伙，组办了一家与港资联营的皮货公司，给香港人作代理，负责在留史镇收皮、打包发往香港，而留史周围村子里的人，即使不搞皮货加工，仅靠天天去留史街上捣腾皮货、獭兔，弄好了一年可收入数万元，加上年年农业丰收，家家余粮盈仓，对于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的中国农民来说，自然如步入 。我们就住在子厚舅家，接待十分亲切、热情，村里亲朋也陆续前来探视，几乎天天都是热热闹闹。原计划在刘营只住三五天，最多不超过一周，只是子厚舅其实已胃癌无治，不几日即便去世，于是等办完丧事，过了“头七”，这样一住就半个多月，其间握纽庄派人接，电话催，只好委托同行的小妹夫去作解释。刘营之行心情舒畅处处满意。寻访故地，又见到已经成了家的“老光棍”洪玉舅和少时朋友复兴，自然格外高兴。唯感不足的，重建的姥姥坟墓乃至全部刘氏家坟，都是空坟头，里面埋的是按乡俗在原葬地一带招魂，领路用的木头“牌倌”，以致给姥姥扫墓母亲未去。

握纽庄离刘营八里，离留史十五六里，富裕程度已远不及刘营，盖新房的少了，青少年穿戴似乎也不及刘营艳丽。车经村中心开到村西头，西场道南的稍门没有了，从原来稍门的路口进去，大约百余步就到了占叔家。已知道我们要来，除占叔家人外，方伯、方功、乐生几个堂弟也都在占叔家迎候。道北也不时有人来打问。按照占叔安排，我们就住在他家，然后再到各家都去走走，愿到哪里就到哪里看看。

占叔大名国柱，小名占元，时已八十，个子不高身体很好。有二子三女，长子在南京工作，次子义军（小军）随父在家务农。他家院子不大，屋舍也已陈旧，但几乎各处可见囤存麦子。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我怕了，粮食也卖不出钱，放在家里心里踏实，现在谁家不存三几年的粮食。你们谁愿意回来住住就回来住住，反正吃的不愁。”他家花钱是比较紧，后来才知道，投资十几万元办了一个皮革加工厂，经营情况不太好。

这次回乡，收获颇丰。一是敞开心扉，与占叔长谈，知道了许多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土改时的情况和我曾祖母之死等等。我的态度很清楚，不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国家没有前途，对土改衷心拥护。土改中的某些偏差可以理解，感情上 ，特别是曾祖父母并无罪恶，被“扫地出门”了，曾祖母去世后，连几块薄板也不给。占叔说此事与老偏无关。道南整个成份都高，说不起话来。他虽然是老党员，但人家要给他订富农成份，好不容易才争了个上中农，言外之意，当时除他本人的事他顾不上管，也不愿意管，说着还心有愧疚地掉了眼泪，接着又说“文革中道北齐昌玉当大队支书，齐老鼠当队长，非说我高祖坟里有宝，我高祖母口里含的珠子有多大多大，鼓动扒坟。结果除了几百块砖和尚未全朽的棺木，什么都没有。齐昌玉、齐老鼠坏事做得太多，早就跑出去了，不敢回来。还说“文革”一结束，他和唐爷（头成、道南另一党员）早早就把我高祖和曾祖的坟头立起来了。

二是喜出望外见到了曾祖住的老屋。年幼时记忆中的果园、菜园、大场等均已荡然无存，唯有各家宅院依稀可见，令人意外的是老爷的老屋虽经百年，仍未拆除。土改前我家宅院是从北向南的五重布局。一重院是内宅，正房三间座北朝南，东屋老爷、老奶住，西屋二奶奶带三个孩子住；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厢房南屋母亲带着我住，北屋留着姑奶奶回娘家住；西厢房三间是厨房和粮仓。院内东墙开有侧门一个，只是平时开启不多。二重院座北朝南客厅三间，西面有临时塔建的厨房，是专门接待和宴请宾客用的。三重院，北房和东厢房各三间，门常年锁着。听母亲说老爷有个张姓外甥，生活穷困投奔了舅舅，老爷就安排这个院子，让他开了个作坊，并为其娶妻，还生了一女。后来不知道闹了什么病，三口人陆续都死掉了，这个院子就一直闲着。四、五重院没有明显区隔，是磨坊、长工房、牲口圈，院子挺大，南面是进出宅院的大门。我们去时，三重院子尚在，除一重院三间正房外，所有房子都拆了。这使得我们得以瞻仰曾祖住过的老屋。虽然房子已破旧不堪，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看来看去，感情难舍。光照片就拍了多张。其中一次恰逢外出数日的房主人归来，还开门让我们进去看了看，坐了坐。真乃三生之幸。

三是去大曲堤瞻仰齐氏家庙，参加了西场齐氏当年祭祖扫墓的活动。按照乡俗，每年在春节和清明之间，要选择吉日祭扫祖坟，男性全部参加，女性不得参与。我们是三月间回的老家，刚碰上当年的扫墓活动，那天占叔早早就领我们去了祖坟，等道北道南一百多男性族人到齐，由小军领着给各个坟头压纸、培土、种了点树。西场齐氏祖坟实行的是“抡葬制”，其梅爷的坟墓已无处可寻。这天还请风水先生和几个族中长辈，以致中爷的坟头为基准，确定了步壇爷坟头的住址，摆放了“文革”中抢留下的步壇爷坟前的香案，给步壇爷重新立了坟头。我们远道还乡，请大家照了一张家族集体像留念。人们走后，我有些担心老爷坟头的准确性，占叔说差不了，因为高祖墓碑的底座和香案是相连的，平坟时没有挖动，一直原样保留着，我老爷紧靠高祖墓埋着，所以重立的两个坟头 错不了。

按照返陕前与占叔和族人的约定，第二年即一九九九年我又回乡一次。这次是经与二叔（国儒）、三叔（国伦）商量，由我会同齐丹、少康给曾祖立碑的。原打算在有生之年带上儿孙再回去一趟，一是 一次给曾祖扫墓，二是也让儿孙辈认认老家，。现在看来是无法成行了。记得一九九八年回乡返宝后，说到老家，二叔曾流泪说：“谁想这辈子就落在陕西了。我倒想，齐出于姜，落在数千年前老祖先的发祥地，又有什么不好呢！”

青山绿水间

祖父举家迁陕时，因外祖母不舍，暂时将母亲和我留在老家。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已过了入学年龄，老家无处上学，祖母让大姑国清回老家接我和母亲来陕西。姥姥已无法阻拦，只是老爷不舍，好几次问我愿不愿意走，我按母亲事先教的说愿意走，老爷唉声叹气，但最终还是放行了。

几十年中有两件事情我一直弄不清：一是来陕西理应由保定向南，但我们向北去了北平，并在二姨奶奶家住了几天，二是我没有在天津住过，却总有小时候在天津奶奶家亲戚许声家住过的印象。而且对来陕所走路线记忆不清，不知怎么会去了毫州、界首、漯河？直到二OO七年，见到二姨奶奶家大表姑崔君慧的一篇文章，讲述她们一家在一九四三年是如何由北平去重庆来找父亲的，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日本人进沿平汉线进攻河南，必须经津浦线、黄泛区绕行才能到达陕西。我们是经北平到天津，住在许声家，在这里候齐了，结伴入陕的国桂大娘、国敏叔，还有母亲的表侄孙赖平等，乘火车到徐州，再到商丘下车离开铁路线南行，顺着日本人、国民党的两不管地带到了毫州，然后向西穿越黄泛区，沿途人烟稀少，唯见逃难之人，因此印象不深。进入界首、漯河尚未沦陷之地，吃饭、住宿熙熙攘攘，遂留下较深的记忆。过漯河后，奔洛阳、灵宝，印象较深是日本人已占领了黄河北岸，灵宝到西安的火车只能晚上行驶，火车过潼关前还得用黑色棉帘子把门窗遮得严严实实，不能露光，以防对岸日本人见光打炮攻击列车。到宝鸡赖平西去天水寻父，到汉中国桂大娘等继续向东去西乡寻找国桂大爹。当时父亲还在汉中东郊黄家坡西北医学院读书，因此在汉中小住几日，我们就经城固去了古路坝。

古路坝是个山区小镇，有山间大路可通城固，小路通汉中。我家住在左家湾，在小镇北边二、三里。由于西北工学院校址就在小镇的天主教堂内，教职员工散居在周围方圆十数里的小山村中，小镇虽只一条街道，却也店铺林立，每天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生活很方便，菜市上不乏各类蔬菜，供人们选购。我到古路坝不久后就插班考入古路坝中心小学二年级。学校离家二、三里，青一色砖瓦房，后来学生多了，又在操场边盖了一排草房，从粗犷壮丽的大平原来到这山清水秀的陕南水乡，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招人喜爱，每逢假日总爱随着日出在山坡上看画眉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放喉歌唱，躺在大片大片的野花丛中享受大自然赐予的花香，直到朦胧睡去，或者采食野果，或者到小溪边抓小鱼小蟹，到水田边追逐刚孵出不久的秧鸡，春天采桑养蚕，夏季摘食桑椹，秋季攀折桂花，当然也忘不了掏家雀和到池塘边钓鱼……一切都那么快乐、有趣。可惜在古路坝只住了三年多，就随一九四六年西北工学院迁址去了咸阳。不久母亲在学院减员中被裁，我们又回了汉中。

汉中曾经保留着完整的古城墙和古护城河。出西门由西关正街向南走不足二百米，过一个石拱小桥就可进入汉中飞机场。飞机场有便门与汉中城西南角相通，进城就是汉中航空站（机关）。在西关正街、飞机场与护城河之间，座落着一院寺庙，供奉关帝，被汉中航空站占用作了仓库，当时库房大部分闲置，住着眷属，我们全家就住在那里，在汉中、城固读高小、初一两年半，虽远不如在古路坝自在，但夏日泡在门口的小河里，洗澡、摸鱼，在城固湑水河边看渔人架鱼鹰捕鱼也颇有情趣。

回顾陕南六年，总的说来有一爱两怕：一爱这里的青山绿水，香丽山河，这是最主要的，附带有二怕：怕疯狗，怕狼灾。孩子们中传说菜籽花黄疯狗就出来了，两双眼红红的，走路歪歪咧咧东碰西撞，让疯狗咬了就活不成了，连尿尿都能照着小狗影子，所以我小时怕狗，见狗先看眼红不红，走路是不是歪着身子，然后就躲的远远的。至于狼灾，汉中一带山区狼多，年年有狼吃人的传闻，有的传说很怕人，如说有人去茅房，门口蹲着一只白狗，茅房里的人怎么等也不出来，人们去找才发现已经被狼吃了。还说有一次有只狼跑进了汉中城里，晚上关了城门跑不出去，就两个前爪往墙上一趴装人模样。我家紧靠飞机场，里面草很深，虽说没有见过狼，但也受了狼害：大妹早产，没有奶吃，买了两只羊，医务股的勤务兵帮忙放，有时我也放，最多时繁殖到二十多只，在飞机场里羊没有受过损伤，但是晚上大门紧锁，狼跳墙进来，先后叼走过两三只羊。

我把汉中一带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感情颇深。一九八六去安康时，返程想寻梦一游，在城固下车，找到一个张姓老同志，张说现在古路坝没有什么，原西北工学院院址是个拖拉机站。盐井坝一天发一趟到城固的车，路过古路坝，要去必须在古路坝过夜，没处吃，没处住，所以没去成。第二天到汉中，熟悉的钟楼古城墙早已被炸，北校场还能找到痕迹。西关关帝庙我们住过的院子尚在，里面是兽医站，大门紧锁，前行至飞机场，里面是个畜牧场，荒草无人，进入飞机场的小石拱桥尚在，只是下面流得是又浓又黑又脏又臭的污水，周围恶臭重天……无心多留，当天下午就回了宝鸡。以后虽与四、五姑几次议论去古路坝寻梦，也只说说而已。

聂纳分站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由炮兵五四一团调出，经西南军区防空处入军办事处警卫营至教导队，短训十余日即进入了西藏。当时后方司令部尚在甘孜，报到不几日就分配我等八人为一个班，我为班长，背了七份档案（缺我本人）去第三办事处昌都。坐汽车到德格过金沙江，经江达，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一座雪山和达马拉山，到达尚未通车的昌都，我随即被分配去第十九兵站（察雅）聂纳分站任文化教（这次进藏的人员是一批文化人，但成份很复杂）。聂纳分站的方位，在分省地图册上很容易找到，川藏公路从昌都向南，一直沿澜沧江西岸或在江边或在山腰到聂纳村的对岸，始翻越山脊西行，那里有一个较大的村落，地图上标明叫吉塘。聂纳分站就在江东岸聂纳村北三里右边的江边，距吉塘十五华里。

聂纳分站为连级建制。配有指导员、保管组长、会计各一人、保管员二人再加上通讯员、炊事员连带我这个教员一共八人，分居澜沧江两岸。任务是在东岸接收由十九兵站察隅方向发来的驮子，索运过江，然后组织运往二十兵站（八宿）方向。很远就可以看到两根巨大的牛皮溜索横跨澜沧江，被固定在西岸高西岸低的两座桥墩上，两根溜索间横架着溜索船，用四个木制的“滑子”（起滑轮作用）连接在溜索上。溜索船以粗麻绳被拴在东岸。溜索船装上物资后，只要放开绳索就会自动冲向西岸，卸下物资后靠人力拉回东岸。拉溜索船是雇用的民工，当时运输的主要物资是大米包，有时还有箱装的砖茶。据说建站早期还运过银元。运输工具主要是牦牛和一种当地称为“轱辘”的小型毛驴。分站住有头人代表，负责处理与藏民的各种事宜，另外还有“通事”（翻译）一人，是清末民初随赵尔丰入藏已经藏化的汉人，有五十多岁。分站在两岸建有十几间土石结构的房屋，做为住房和仓库。头人代表、通事、民工刚按习俗住牛毛帐篷，在运输紧张时，牦牛漫山遍野，自有一翻气派。夏季还可以把钉子磨尖作鱼钩包上饭团，用细麻绳作鱼线，抛到澜沧江里钩鱼，每次总能钩到几条 斤重的细鳞冷水鱼，改善改善伙食，生活也挺有情趣。我去时进藏部队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但除牛羊肉外，缺菜少油，吃的大米霉味很重，很快两手的指甲就塌陷了，并时不时的有牙龈出血的现象。

做好分站工作，最重要的是执行好民族政策，几乎每次会议指导员都要讲，而战士刚用另一种方式讲民族政策，保管员王自平，大个子，河南密县人，就曾对我说，毛主席讲了，你们进西藏就是给藏族擦屁股，不光擦而且还不能让他疼。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在拉萨街头被藏民一膀子就抗到水沟里去了，警卫员要动手，副政委就是不准。也不知道这些话他是从何处听得，说起来还挺有一点战士们讲话的风趣。也就是这个王自平，在一次紧要关头拉了我一把，不然我早就粉身碎骨了，有一次我正在溜索船前整理大米包，有人放开了绳子，多亏王自平眼疾手快，及时拉了我一把，不然我早就掉下桥墩摔死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我学会了吸烟，这年我不足十八岁。提起这事，得从另一个保管员说起，此人名字管同芳，四川彭山人，身体瘦弱，入伍前在康巴地区挖过金矿，时不时讲起有人挖出过一斤重的绒金。此人对藏区的事似乎知之甚多，并能说点藏语。他说这里瘴气很大，往往有各种毒雾伤人。藏族有百分之七、八十患有花柳病，他在偏阴的地方解手，不干，你去方便，就有可能得上花柳病，而吸烟可以避瘴气。在内地我学过抽烟，吸两口就呛的赶紧送人了，所以就听信了管同芳的话。当时我们使用的都是来自印度的日用品，如香皂、肥皂、牙膏、牙刷、香烟等等。没有内地去的。印度烟没劲，吧嗒了几个月，竟然就上了瘾，危害健康数十年始终没有戒掉。

注：刚好有朋友在昌都，发来了父亲那改善伙食的冷水鱼

女篮4号

我酷喜爱古诗词，也很想学习作诗填词，只是投学无门，自学又缺乏基本知识和技巧。但也填过一阙词：“窗外天高星洁，太长痕，常恨往日边地苦相别。相思债，千里外，怎了结，恨不清风逐月向仙阙。”在这阙词的后面还隐藏着段真实而荒唐的故事。

在聂纳分站工作没有半年，就调我回了昌都，当时第三办事处已改为昌都警备区，因为要为实行年衔制作准备，调了与我一同进藏的杨宪民，还有一个姓李的和我三人去填写干部履历表和军衔鉴定。当时公路已修过昌都，西藏军区后方机关由甘孜搬来，同时来的还有篮球队豫剧团等，下午常可以看看篮球，晚上到后司广场看电影，看豫剧，文体生活显得很活跃。

女子篮球队有个4号，长相很漂亮，一张爪子脸，两道细细的眉，一双明亮的眼睛。当时正在热演一部抗美援朝影片，名叫：“卫国保家”，女主角叫红娥，与女篮4号长得很像，因此人们称之为“红娥”。看篮球遇上漂亮队员，不免多看几眼，甚至目不转睛，这样时间一长她似乎也有感觉。一九五三年十月，我去重庆参加西南军区政治部收音员训练班，恰好同蓝球队同乘一个车队的车回成都，她坐驾驶室，在盘山公路上难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记不清楚走到哪个兵站，晚饭后在小河边，她竟走到我跟前说了几句话，只是我没听清说的什么就通红着脸走开了。按当时的规定，不到一定级别是不能谈情说爱的，何况我还背着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包袱，除了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球之外，其他方面是不敢想的，更不敢有任何越规的。但这毕竟是我 次对异性动情，它所留下的波涛是经常会在心头翻滚的。一九五四年培训结业回昌都后也很少见到女篮4号出场。一年后随着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部队人员大调整，后方部队机关撤销，篮球队也解散了，我同时被通知复员，虽然还惦念着女篮4号，但眼见已各奔东西，哪里去找？哪里去寻？

一九五六年到贸易公司后，不断有人给介绍对象，而每遇此时总是想起女篮4号，总会升起一股“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情，越发增加思恋之意。虽然我还一直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于是我造了一个假名：陈倩云，并改换字体，以陈倩云的名字给我写了一封信，又用用过了邮票贴上信封一角以增加可信度，然后出示众人，说明我有对象。而另一方面，又写信托人寻找这个女篮4号，结果一无所获。

在西藏天天喝浓茶（大块砖茶），又吸上了烟，加上五四年五五年做收音员工作天天要熬夜抄记录新闻，以后又不时加班写材料，造成晚上经常失眠。一九六三年等夜夜不能昧，思绪万千，想起我与“陈倩云”之事，乃试着填写了篇头的这阙词。

难以理喻

散漫、懒惰、邋遢、难以理喻……这是贸易公司、城市服务局有的老同志至今仍有时做为笑料的关于我的一些说法。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后面隐藏着我的失望、懊恼、愤懑、怨恨呢？

从西南军区收音员训练班结业回到昌都警备区司令部后，原任政工科的收音员，小曾即调察隅边防团，由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任务很简单，每晚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第二天送后司政治部出小报（新闻）用。我又试着用废弃的电池带动手摇发电机搞了点有线广播。工作还算顺利，年终评比给我记了三等功，但一九五五年初刚开过表彰会，就宣布让我复员。原本已发现过晚上常有人在我窗前走动、问却无人应，现在宣布我复员，把我当成什么人让我复员，这还不清楚的吗？恼怒、怨恨、愤怒等一股恼冲天而起。我以清白之身，顶着家庭反对，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没有给我个交代，就要让我从部队走人，实在令人难以心甘，每天清晨起来，穿个皮大衣，往警备大院靠墙一躺晒太阳，什么也不干，政委找我谈心，我说怕回去丢人，无脸见人，但不走总是不行的。失望增加了懊恼，愤怒强化了怨恨，无处可以发泄，只好变态的折磨自己，整夜整夜的失眠，喝浓茶、看小说，随心所欲而为之，早晨觉得困倦就不起床，晚上不愿意起床去尿尿，就在大粗瓷饭碗里尿，第二天起来一摔再去买，衣服脏了就往床底下一扔，没穿的了就脏的里头挑干净些的，上班时回宿舍，打开门上的翻板窗，出来把门锁上，然后从翻板窗爬回去继续睡大觉，看小说……这样到了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运动，那时我刚被调到新组建的宝鸡市城市服务局，不久又将专卖公司秘书股长马志德调来。马系转业军人，对转业安排不满，大讲共产党要叫马儿跑，又叫马不吃草，推了磨子杀驴吃等等。我在这里找到了同感，便也大大的发泄了一番。并以曹操“唯才是用”为例，强调任用干部应德才兼备，以才为先。最终马志德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责令我深刻检查，接受批判，上了市人委干部大会。

“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政治风暴和生死关口，觉得大有深刻反省和洗心革面之必要。一是个人名利思想太重，骄傲自大，狂妄无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社会知识的情况下，急于通过参军的形式进入社会想干一番不知是什么的“事业”，必然会轻狂盲目地东冲西撞处处碰壁；二是把个人利益位置没有摆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必须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重；三是思想要深刻，立论要缜密，开口要谨慎（只是开口谨慎这一点坚持的不好）。所以此以后我开始变了，话更少了，更内向了，想读书、学习、工作的时间更多了。这样思想工作能力、文字组织能力的提高都非常快，很快就成了市商业局的业务中坚，除承担大量商业业务工作的日常事务（主要在食品、饮食服务、蔬菜、外贸、药材药品方面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外，还承担日常的特需供应审批，代市委、市政府起草商业政策有关文件甚至代替主管业务的副局长组织典型抽查，率工作组到各县人委检查商业工作的任务。只是学习、培训无权享受，入党提拔更是没份，而且还要时刻留意谨慎言行，以防政治运动一来又挨整。正如合作办事处一位同事形象的说，平时你是个宝贝，别人见不到的中央文件你能见到，你甚至也可以成为主管专员工作筵席上的常客，但是政治运动一来，你照样得进十八层地狱—准备挨整！

有人如韩子明者

一九六二年给商业局业务科调来一个“特殊人物”，宝鸡市 届人民政府工商科长韩子明，等待重大问题的复查甄别。多数同志初识此人，除不了解外，很尊重还有点同情，韩于一九六三年被任命为宝鸡专署商业局长，不久即发现此人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但好高骛远，喜好浮夸，官僚主义严重，给不少同志工作带来困难。如按国务院安排，在全国开展审查物价工作，宝鸡专署物价委员会发文部署此项工作，当时我在商业局业务科分管物价工作，要向各分公司、各县商业局转发此文件精神和商业局的具体安排。当时恰逢分管业务工作的副局长因病数十日休假还未上班，自然得去找韩子明审查签发文件。韩看后首先针对把审价工作当作当前工作来抓，说这也是中心那也是中心，哪里有那么多中心？接着就说审查物价是物委的事，让他们自己去抓，我们不培养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明知按政府体制，物委是综合机关，是不直接对具体商业、公司、工厂企业的，何会说出此种话来！恰好物价委员会的主办科长李恩孝来看他，他陪着他们说了一阵闲话，李在时韩在审价问题上只字未提，李走后才将文件退给我，说他不签发。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这类问题很多，他一件不认，也没有任何道歉的语言，甚至在大会上抛档案以似是而非的语言诬称给他提意见的人为“特务嫌疑”。象韩子明这样与群众严重对立的人有几个在文革中能不挨打？但总体说商业局打人不严重，只有一人关着门在宿舍里打过韩一次，其他有三四人在批斗会上打他下手较重，还有三人没有动过任何人一手指头，就是我、刘谋远、雎秉来。

八十年代初，陆续有单位到商业局调查韩子明“文革”中被打之事，局政工科介绍找我，我如实写了证明材料，还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震动，以至在商业局多年的老同志，时任工商局长的曼欣打电话来，劝我笔下留情，不要太老实了。也就在此前后，时任省外贸局党组成员某进出口公司经理的韩子明来到宝鸡到市财委反映说除魏启明、梁定中二人外，其他原商业局的人都打了他，要求调查处理。其实魏、梁二人每人都曾在楼梯间重打韩子明一次，只不过是打给别人看的，因为韩子明说漏了嘴，讲魏、梁是他的保皇派，被人在会上提了出来。事后才知道韩此次来宝鸡是因为与老婆打架被抓破了脸，无处发泄，故来宝鸡找了这么场事。韩子明此为，真让我对这个社会感到困惑不解，啼笑皆非。

其后有副局长魏平者，格调更差，魏杨陵人，西北农大毕业，曾任市蔬菜公司生产科长，在市委组织部参加整顿企业领导班子两年，被任命为商业局副局长。据说魏对人讲局长不尊重他，二人不团结，各拉帮结派，乌烟瘴气。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我父亲参与领导之间争斗而吃了大亏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是不参加宗派斗争的。但在二人之间，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确实困难，再加上局里有那么一些善于追风划线的“有识之士”，说我是局长王政民的人，闻此之说，我很气愤、无奈。在魏平面前说过，魏只说了一句话，你还不愿当王局长的人哦。不料一个副局长竟会是如此水平。魏是分管体改、财务等工作的副局长，我是局体改办文任，只能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因个人情绪影响工作。但财务科长陈维义不同，他与魏平关系很好，不知为何反目，便寻求局长王政民的支持，公开讲我不给他魏平工作。我听后曾经深深地不以为然，但结果并不好，最终在魏平支持和鼓励下单位分配的家属住房竟然被小车司机抢走。对这个社会我真切地感到困惑，不知何以应对？如何要作人，又要生存，难！

也曾想到

一九六九年春天，市革命委员会撤销了几个干校，将原地委专署一九六五年、六六年参加宝鸡农村两期“社教”。见到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此前已知道划分阶级成份主要依据社会经济地位，这时始知道划分阶级成份的时间界限是当地解放的前一年。我原籍划定为地主阶级并无异议，问题是迁居陕西的这一家，从一九四三年我和母亲来陕西后已和老家断绝经济关系，原籍土改无我等户籍，我们已不是那个地主家庭的成员。我们住在城里没有人给我们划定阶级成份。过去家庭成份的填写按原籍填不反映真实情况，我以为按划分阶级成份关于“自由职业者”，进入政府机构划定为“旧职员”的规定，我的家庭成份应该填写为“旧职员”。请求组织审查明确，此即为家庭成份“翻案”之罪状。

我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前面家庭记述中父母亲篇已说明。又说一九六二年知道此案失实之后，我以为请组织进一步查实，对我的家庭对党的威望都有好处，共产党胸怀坦荡本来就应该有错必纠。所以给铁道部和华北铁路局政治部，各写了一封信，要求复查。一九六四年专区商业局进行城市“社教”试点（半途停止），觉得此事应向组织说明，于是在会议上讲了有关情况，当时并没有人说这是“翻案”，只认为作法有不妥之处。

我在一九五二年编造历史问题和一九五六年肃反中未否认“签名参加反共救国军”问题的原因，在前后我自己一遍也说清楚了。一九六八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李建民因不堪韩子明明抛档案一事而卧轨 。如觉问题可怕，乃提出要求组织复查。凤翔学习班专案组曾对我进行过调查，原是想找到新的罪过，对此并为调查，即以“翻案“论处。

也许为了“体现政策”还都称我为同志，肯定我在工作中作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后来话就难听了，我以事实说话，不想“翻案”，也没有“翻案”，只想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自然不肯承认，于是几次动员、发动兵力，讲话越来越难听。专案组成员补充和介绍我家庭个人历史材料的发言，更是无中生有，不知来自何处。军宣队队长丁某也在学习班全体成员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有人还想为地主成份翻案，本来就是贫下中农喂猪一样把你喂大的，再想翻案就让你翻到十八层地狱去。翻到十八层地狱未必，侮辱人格的辱骂着实让人无法接受。加上听说过有人在学习班后院的城墙边上 ，于是我也想到以 表示抗议，想到决不去人少的地方 ，要吊就吊在食堂大厅里，并留下抗议书。可进一步想，上有年近七旬的母亲，能承受独子 的打击吗？下有一岁多的孩子，又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死后人家肯定会隐瞒真相，以“畏罪 对抗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声讨。思来想去还是打消了 的念头，冷笑着写下了检讨书，承认“翻案”，大骂自己的反革命本质。毛泽东曾经一再说要团结大多数，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可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却硬是把人往反革命阵营里赶，似乎反革命的人越多越好，真是绝妙的讽刺。

十年流放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凤翔学习班结束，一律去农村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我爱人在凤县工作，我去了该县南星公社连云寺大队。我政治条件不好，在政治运动中理应少发言、慎参与。但共产党、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威望较高，对文革深信不疑，所以尽管有许多不理解之处，但革命热情不减，对待下放劳动的态度也是如此。“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是当时农村一个普遍的说法，我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大会说小会讲，奋力力争。凤县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很好，唯山区落后，人民贫穷，因此顶住不好的政治名声，还是想给群众做点事，恰逢连云寺有一个小水电站，因技术不过关，几近废弃，我乃代寻技术工人，重新设计引水渠施工，重新加工水轮发电机，终于经数月努力，重新使用了小水电站，用于照明和粮食加工，后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任李瑞山去凤县考察了几个小水电站，连云寺乃其中之一，结论为只顾生活没有把生产放在首位。在连云寺住了一年，调去留凤关大队。刚去留凤关，一天让参加劳动，深得大队支书的好评。但不久思想变了，原因在于下放干部开始陆续回调，想要我者多，敢要我者无。本来心里就憋着一股气，自己辛苦参加劳动，任劳任怨，经过文革成了无人要的人，而那些只凭出身好什么也不做的人，靠文革发家的投机者都成了红人，政治何其如此不公也！于是我开始背起下放干部的臭名，坐享下放干部自由自在、游山玩水的实利。当然问题也还有好的另一面，在市上是臭的，在县里是香的，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几次谈话，动员我留在县里工作，甚至财贸副局长到南星专访,我避而不见，这样拖到一九 年，思想压力太大，我乃同意去县粮食局工作，不久又调面粉厂。面粉厂要迁址龙口，无人可派，我有家在龙口之便，调我去负责迁址施工的具体事宜。

一次偶然机会，一位汽车司机带我去汉中，次日或隔日可返回，汉中头一次见闻，让我彻底心灰意冷，精神几乎完全崩溃。见到听说是来自镇巴的夫妻二人，带有一到十三岁子女五人，衣着破旧，满面饥色，说是因灾缺粮食逃难来汉中，最多十几元钱，三十斤粮票可以领走一个孩子，围观者数十人，多为听了即去，看到这种卖女现象，实在令人心碎。 感觉是悲痛，第二感觉是疑问，难道参加革命二十年来我就为了这个？当时我身上带有一些钱和粮票，真想领走一个孩子或者给他一些钱和粮票，听到的议论令人心疼“逃亡地主”。我一个处于政治底层的人，在到处都有“红卫兵”的环境下，难担如此风险，怯懦的思想占了上风，我只好怏怏而去。这一夜想的很多，二十多年伤至如此，我是为了什么？即使是地主家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也不该让他们饿死，五十年代广西救灾不力，饿死几人，周总理下令彻查，处理工作不力的干部并公开见报。现在总理走了，整顿工作刚见成效邓小平又遭搞通职批判，有谁还关心百姓生活？再这样“抓革命、促生产”连喝西北风的劲都要没有了。从此之后，万念俱灰，除了做饭、哄孩子，做点维护家务的木工泥瓦活，到山上林场去扒树皮，养鸡鸭处，什么也不想干……

终于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政治松动了。终于有一天有人喊我，说市上来人了，是市地区商业局人事科的，征求我是否愿意回商业局工作。不久，专区人事局发了调令，调我回宝鸡工作，时间是一九七八年，距我去凤县下放劳动已十年之久。平了我已在心中深埋的不平之气，十年政治的失落感确难以消失，人生有几个十年呀。因此戏称在凤县的十年为“十年流放”，可是离开凤县后，还是眷恋凤县的山川。

回到宝鸡，婶母李金亭说，她碰上人事局长张定文，张问她能否在渭滨中学安排个教师，婶子则提出调我回宝鸡，张定文答应了。数月后，局长郝宗武问我见过施万年没有？说地市局调他由眉县到宝鸡任商业局长，他找施万年给他推荐几个人，施推荐了我。郝去找张宝文要人，张说人可以给你调，但不能回退，他说不退。可见调我阻力之大。我原来还以为是给长期分管财贸的副专员肖清汉写过一封信起的作用，没想到是施万年，因为过去与施只有过工作上的一些交往，但不及与肖清汉交清深，施向郝推荐我，一是对郝负责，二来也是公心，并无私人感情。因此并未向时任市政专员的施表示谢意。这也是我思想迂腐，不懂处事为人道也。

后记：

人的一生总会是从最初的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到很长一段时间得过且过、习以为常，再到 的情消意灭，处之泰然，心情的跌宕起伏伴随生命延展与消亡。朝夕之间绽放，又如烟火燃放间留下无奈的一声叹息罢了。生命不如春花秋月之短暂，又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一生如何灿烂光辉如何悲惨低沉，终将尘归尘，土归土。喜怒哀乐，悲思忧惧，洒洒脱脱，原原本本，痛快淋漓，无拘无束，喜而笑，怒而吼，悲而泣，这样真实表露心迹和本意，才是值得回味的人生。从不阿谀奉承，从不随波逐流，保持单纯本真的心性，内心孤傲，外表随和，基因无可更改，宿命难回。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什么可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