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7/19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点击: 6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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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洪洞大槐树,一个特殊的地理名称,又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历史上这里发生过重大的移民运动。从这里走出来众多刘氏宗亲主要扎根于北方中原大地,故此又被刘氏后人视为历史上的十大移民基地之一。如今,当地政府积极挖掘寻根文化历史资源,振兴洪洞旅游产业,成绩斐然。

刘怀青,一位俊朗而朴实的北方中年汉子,大槐树刘氏的后人之一,怀着对刘氏寻根文化的执着追求,自发创建了“刘氏大槐树老鹳窝寻根联谊群QQ群”。此群宗旨:助寻根,重亲情,解乡愁,促交流,充满了宗亲文化的正能量,帮助许多宗亲找到了自己的根。如今,“大槐树群”群友多达两千人,成为我国众多刘氏宗亲群中的皎皎者。

怀着那份敬意,我们特地向作者约写本稿,讲讲大槐树的历史。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北方地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洪洞大槐树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结,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发生的政策性大移民,其历史原因主要是战争、统治手段、自然灾害和瘟疫,移民的过程也是相当惨烈的。

一、历史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炎黄子孙喻为“家”,称做“祖”,看做“根”,成为无数古槐后裔寻根祭祖、探本溯源的圣地,这和当年的洪洞大移民有关。而这场政策性的移民运动,首先起因于历史上频繁的战乱。

(一)战乱

中原,是历代统治者逐鹿之地。唐代以后,中原战乱频繁,尤其是宋代以来,大规模的战争促使北方大量人员死亡或外逃。到了元初,人口的北南之比大约3:7,达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元末发生的各种灾害和战乱更是雪上加霜,中原地区便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

元朝残酷的统治方式,也是造成北方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年建立的元朝政权,是在军事暴力野蛮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上得天下”后,治理无方,元朝统治者把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元朝统治者在刑法上、科举上等各方面限制汉人、南人的权利,特别是不许汉人、南人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衣,甚至不许集市买卖和夜间点灯,禁止汉人夜间走路;实行十级职业等级制,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为了生存,人民忍无可忍,只有揭竿而起,全国各地发生农民起义多达百余次。

元朝只存在了短命的80年,期间蒙古贵族之间、农民起义军与元朝政府之间无休止的战争,造成中原大地祸灾尤重,万户萧疏,满目凄凉。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元顺帝时已是元朝末年,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光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

长期的战乱使中原大部分地区“积骸如丘,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例如昔日繁华的扬州城中居民仅余18家。潍县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明代南阳府辖区很大,除现在的南阳市全境外,还辖现在泌阳、舞阳、叶县、汝州、鲁山等地,到元末黄庆元年仅有户,人。明初像河南获嘉县,土著人口不足百人,延津县土著只有数十家。据成化《河南总志》所记,即使到了明初的洪武二年,河南所辖7府12州88县中,有13个州县的户数都在户之下,新蔡县只有户,人;考城县只有户,人;胙城县只有户,人;宁陵县只有户,人。

明朝前期,元末战乱的创伤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疮痍尚未及医治,“靖难之役”却接踵而至。燕王朱棣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燕王朱棣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漏,当时部分地区的老百姓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而攻取南京,但后来燕王把冀、豫交界处这一地带的人杀得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所写《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由此可见,靖难之役更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势,百姓非杀即逃,这成为明朝永乐年间大移民的重要原因。

(二)天灾

宋元以来,中原地区天灾频频,水旱蝗震疫相辅而至。比如,元代的各种天灾奇多。《元史》卷五十一有详细记载的天灾多达余次。其中,水灾92次,旱灾86次,雹为69次,蝗灾61次,地震56次,山崩29次,风灾42次,霜雪之灾28次。除了水旱之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灾害,而人为的灾害也有不少,如疫灾发生了20次,“歉饥”发生了59次。疫灾当然是传染病流行,重大疫情发生;歉饥就是因缺粮而造成的大饥荒了。黄河决口又是自然灾害和人为管理不当致,汹涌的黄河水吞没村庄,尸横遍野,良田被淤,统治阶级却不管不问。

以上种种天灾人祸,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政府由于人粮剧减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元代“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到了明朝,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户的30余州降为县(《元史·顺帝本纪》)。曾任陕西省行政长官的张养浩在《流民歌》中写道:“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无衣衫,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换数文。”这是对流离失所的劳动人民血泪的描述。

明初,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奏告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大臣苏琦、宋纳、刘九皋等人移民屯田开荒的奏议。户部郎中刘九皋就提出从山东、山西向河北移民:“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富增而民生遂矣。”(《明史·食贷志》)朱元璋采纳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西、河南……,太祖时徙民最多。成祖成之,自是以后,迁徙者鲜矣”(《明太祖实录》)。于是,从洪武六年(年)至永乐十五年(年),一场历经数朝历时近50余年的大规模移民垦荒屯田高潮就此开始。

二、山西洪洞成为重点移民区

(一)洪洞历史人文荟萃

山西洪洞历史悠久,因城南有洪崖古洞而得名,古称“神圣之邦”,属临汾,古称平阳府。洪洞在唐、虞、夏、商时代,洪洞、赵城均为冀州之域;西周时期为杨侯国,西汉始置杨县,隋义宁二年(年)改名为洪洞县。洪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人文荟萃,尧舜遗风,中华文明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如演绎八卦太极图的伏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统领四方的黄帝,都在这里留下了传说和遗迹。《洪洞县志》记载,黄帝生于该县公孙堡村,村名就是以黄帝姓氏命名的。黄帝的后人皋陶则生于洪洞皋陶村,至今该村祭祀皋陶的香火仍缕缕袅袅。尧帝生于临汾伊土,后迁居洪洞羊獬。舜帝出生于洪洞。

洪洞历史上保存下来主要遗址有:坊堆遗址、上村遗址、古杨侯国遗址、永凝堡遗址、侯村遗址等等;寺庙主要有玉皇庙、泰云寺、碧霞圣母宫、青龙观玄帝宫净石宫、乾元山元阳观、兴唐寺等。

著名的大槐树就生长在位于洪洞城北二华里的广济寺。此寺始建于唐代贞观二年(年),寺院宏大,殿宇巍峨,香客不断。洪洞大槐树相传为汉代所植,“树身数围,荫遮数亩”,吸引了汾河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洪洞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二)洪洞刘氏

洪洞与中华刘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山西曾经是刘氏最早的根据地。刘氏远祖尧帝名叫放勋,史书记载尧建都于此,故洪洞又名尧都。到十八世刘累公之前,上古刘姓主要生活在山西平阳一带。刘累为夏孔甲御龙而避难河南鲁山县,到七十五世刘邦建立汉朝,分封同姓王与各地,其后支脉繁衍,刘姓发展遍及天下。

很多资料记载,洪洞刘姓为汉朝刘氏王公贵族聚居之地。我所看到的资料记载,洪洞刘氏以汉文帝刘恒公后裔为主。主要分以下几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公之后裔,长沙定王刘发之后裔(此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河间献王刘德之后。此外,还有少部分为刘恒公三子刘参的后裔。其他有部分改姓的,主要是少数民族。现在洪洞刘姓以当地地名为称号,主要有“万安刘”、“苏堡刘”、“佑启堂刘”(或称“草涧刘”或“牛站街刘”)、“赵城刘”、“刘家恒刘”等等。

(三)洪洞成为重要移民点是历史的必然

山西由于山川地势的原因,在兵荒马乱的北方中原,常常能够自保。有学者指出,每当出现战乱,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

明朝初建时,中原地区人烟稀少,荒草遍地,村庄圮废,满目疮痍。而盘踞在山西的蒙古族名将察汗帖木耳、扩廓帖木耳父子,为人十分精明,从来不在山西打仗,把战火往外烧到河南、河北和陕西等地。后来,他们又和另一军阀孛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把孛罗帖木儿堵在大同一带。正因为如此,元末明初时的山西和北方其他省相比,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安定富裕。元代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较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描述的元代山西社会状况是比较安定而富庶的。可见,元代的山西,特别是晋南,始终是人口兴旺,比较繁荣的景象。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地方最大、人口第二多的县。由于上述原因,山西洪洞成为重要的移民区或重要的移民外迁中转站,似乎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明初山西洪洞移民运动

洪洞大槐树从宋、金便有了移民的历史,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移民活动,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到了清乾隆年间,仍然有零星的迁移情况。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有十八次

需要说明的是,洪洞大槐树既是移民的重点地区,同时也是山西移民运动的一个外迁中转点或聚集地,并非只迁洪洞本地人,更多的是山西其他地方的民众。从洪洞迁出或经过这里停留的外迁居民,主要来自明朝平阳府28县,潞安府的8县,汾州府的8县,汾州府的7县,泽州的4县,沁州的2县,辽州的2县。后来又扩大到太原府的20多县。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自洪武六年(年)到永乐十五年(年)近50年间,迁民多达66项次,其中比较大规模移民达18次,洪武年间有10次,永乐年间有8次。这18次的主要记载如下:

1.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明史·食货志》)

2.一三七六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遣赍冬衣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0)

“(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明史·太祖本纪》)

3.一三八○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

4.一三八八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明史·太祖本纪》)

5.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6.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7.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8.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9.一三九五年。“(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

10.一四○二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明史·成祖本纪》)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下)

11.一四○三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

12.一四○四年。“(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13.一四○五年。“(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14.一四○六年。“(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雷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明太宗实录》卷五十)

15.一四○七年。“(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九)

16.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

“本州原绢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峪,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拨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嘉靖《隆庆志》卷一)

17.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明太宗实录》卷一0三)

18.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雷‘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明太宗实录》卷一O六)。

(二)两种移民方式

明朝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强制性的。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山西人民历来“安土重迁”,要去的地方再好,也舍不得世代居住的故乡。明朝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另一种是自愿性的。

每当朝廷移民诏书一下,山西中南部不管是军屯还是民屯,被迁之民从四面八方被赶到洪洞大槐树下。当时从太原到洪洞快走7天,慢走要8天,大槐树旁广济寺里驻着朝廷的派员,为迁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造(亦称迁移勘合,即迁名排的费用和证件),经户部编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士押解送交迁入各州县。对那些不愿远离家乡的劳动人民,押解的军士用“械系”(身带枷锁)的方式将他们押解上路。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场面十分悲惨。

山西《洪洞县志》、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可谓“古槐有情人无情,老鹳有窝人无家”。有的包一把洪洞土,有的灌一罐汾河水,一步一磕头,一步一回首地道别了故乡,道别了大槐树。因此,大槐树和老鹤窝成为迁民离开故乡时最后的标记,永久地烙在他们的记忆里。民国刘大观《古大槐树志序》说:“宋文正公白发忧边,而惓惓于圭峰精舍,此一人一家之事,尚不能忘情,况驱数千户人民,使之离故土适异乡,能不黯然神伤,望乔木而依依不已乎!”故此后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绳索加身悲苦多,当年远徙泪成河。揪心怎舍大槐树,回首难忘老鹳窝。百代炎黄恋根祖,八方赤子涉烟波。从今岁岁清明日,共话和谐献祭歌。”

(三)移民后人遍及北方乃至全国

洪洞大槐树移民当时主要分布在北方各省,其后人遍布全国各地。如今,在中原大地,不论是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在沂蒙大山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府,谈及先祖何处,不管耄耋老叟、垂髫年少,还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大都说他们的先祖来自洪洞大槐树老鹳窝。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碑文、墓铭,大多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部分调查资料显示,中原一带特别是河南、山东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应当和山西移民有重要关联。

“莫道源渊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大槐树移民记载虽有“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的奇特现象,但中国北方地区大量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都保留了大槐树移民详细记载。例如,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而得名的。

移民中许多姓氏被拆分为他姓。明移民条律中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这条法律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了居住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山东曹县《长刘庄魏刘氏合谱》(民国二十四年修)记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始祖兄弟二个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又如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河南省永城县古城村《崔、谢、张、陈族谱》记载,四姓为一个始祖崔金明,山西洪洞人氏,明洪武三年迁此,后繁衍为四个自然村,所以族谱说:“一姓中分四姓,四姓乃属一脉。即开越制之嫌,更免生离之悲。”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举不胜举。

总而言之,尽管明代大槐树移民历史是建立在无数民众的血泪之上,然而客观上讲它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长时间、有计划、大规模、大范围的屯田移民运动,大量的山西人口被迁往北方各地,使中原地区大片的荒地被开辟出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大槐树移民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至今仍然树立在广济寺门口,是明朝初年大移民的迁出之地唯一的标志物。几百年来,洪洞大槐树一直被移民后人子孙称作祖、看作根、敬为魂,寄托了移民后裔对先祖的思念。尽管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新的故乡,然而千千万万的大槐树后裔子孙仍然想要回到古大槐树处寻根拜祖。如今,当地政府极为重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借此着力打造出寻根旅游文化产业,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游子前来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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