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踏进淄博五中大门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其他同学一样，扑通掉进了红色大染缸。日后，“耀南中学”和“一马三司令”，不但是我们挂在嘴边的骄傲，更成了我们融化在血液中的自豪和铭刻在心灵深处的信仰。

而且，政治和政治运动，也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理念和一呼百应的行动自觉。

马家三兄弟，一门三忠烈。出生于山东长山北旺庄的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跟着共产党组织抗日队伍，个个担任司令员，用青春蘸着热血写下了一部煌煌巨著。

老大马耀南（-），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

老二马晓云（－），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

老三马天民（－），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独立营营长。

马家兄弟三人，均为英年早逝。大哥时年37岁，二弟时年38岁，小弟时年29岁。

耀南中学，就是为纪念牺牲的马耀南，于年秋创办的。创办者是中共清河地委、清河行署，清河区后改名为渤海区。史料记载，学校在战争年代流动于博兴、垦利、利津一带，年暂定居于桓台县邢家坡，改称渤海三中，又称省立桓台中学。年春季，桓台中学迁来张店，改称山东省张店中学，年改称淄博五中，并被确定为山东省12所重点中学之一。我在《忆淄博五中》一文中将张店中学改称淄博五中的时间误写为年，在此特向读者致歉。

我甫一入校，就接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革命传统教育——前往周村烈士陵园为“一马三司令”扫墓。

全校师生是徒步去的。从张店到周村，约40里路。我们上千人的师生队伍，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唱着歌沿张周公路西去，甚为壮观。反复唱的歌是《少先队员扫墓来》，曲调哀婉动情，又不乏信心力量：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意志如长虹，气节像松柏。头可断，身可碎，钢铁红心色不改。头可断，身可碎，钢铁红心色不改。

东风吹，松枝摆，凝望烈士墓，烈士豪气依然在。革命传家宝，一代传一代，今日红领巾，正是第二代。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

出发时凌晨时分，到陵园恰好旭日东升。献上花圈，宣读祭文，绕墓一周，整齐列队，再次高唱《少先队员扫墓来》，一种无形的感动和力量，在心头升腾。今天忆及，似乎依然拍击胸岸。

淄博五中虽说以教学质量闻名于世，但到底有耀南中学的老底子，是很注重政治挂帅的。又红又专，始终是其育人方向和办学理念。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的，除了那次步行扫墓，还有学校主路橱窗里陈列着宋庆龄副主席年7月23日的亲笔复信原件。这封给五中少先大队第二届夏令营活动的复信，还用大红纸毛笔字抄写，贴在原件旁边，以利阅读。每次看到它，一种自豪感和上进心，便油然而生。

毫不夸张地说，能在五中就读，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

中学和小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学习方法、学习氛围和师资力量。我对于久负盛名的五中教师，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所在的十六级一班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郑继华老师，一位根红苗正的青年教师。郑老师在教师中学历最低，只有淄博师范的中专学历，对此他毫不讳言，告诉我们他正在读烟台师专的函授，并以此现身说法，教育我们学无止境，要有上进心。两年后，他拿到了函授大专文凭。再后来，他被评为高级教师，获得了市“优秀班主任”、省和全国“儿童少年先进工作者”称号。不过，那时我已毕业好多年了。

在淄博五中，教师中仅有两位是中专学历，其余都是本科，甚至不乏名校本科。这就注定了两位必须加倍付出，做得更好，才不至被人小觑。数学教师孟庆春，就是除郑继华老师以外的另一位中专学历者，担任十六级二班的班主任。在一班、二班各方面形成竞争关系的局面下，孟老师公道正派，并不怀着私心偏爱自己所带的班级。就拿晚自习辅导来说，他在两个班逗留的时间、次数以及所下工夫，难分伯仲。他见我们班晚自习做数学作业时串座位吵吵嚷嚷，有的甚至不动脑筋照抄别人，于是背着手在班里踱来踱去，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同学们，独立思考啊，别访亲拜友啦！

十六级三班的班主任，是政治教师殷佩玉。我们男生宿舍是一间大平房，全年级四五十个住校生挤在一起，睡两排大通铺。每天晚上熄灯时分，殷老师都会前来查铺，看看她班里谁不在，有没有头痛脑热不舒服的，并督促大家按时熄灯。第一次查铺时，有同学背后非议：一个女老师，到男生宿舍不合适。另有同学马上反驳：人家都结婚有孩子了，啥不知道啊？当大家意识到查铺是老师对学生的责任和关爱之后，非议不但消失了，而且有哪个晚上不见她前来，反倒觉得少了点什么。

殷老师的三班农村学生多，这使她对农村学生的理解、同情也就多了一分。入学第一年春节后开学时，她拉着我的衣襟，掀开看了看，捻着布说：新衣服啊？我“嗯”了一声。她接着问：母亲做的？我又“嗯”了一声。当时我家中虽然困难，但每逢春节，母亲还是亲手为我缝制一身新单衣，罩在旧棉衣上，以便显得光鲜一些。殷老师于是感叹道：还是有娘好啊！随即正色道：好好学，别辜负了父母。后来听说，殷老师从小失去母爱。这个细节，五六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女性教师的柔情令人难忘。

殷老师的爱人李宗文老师，党员积极分子，教高中政治。他讲课别开生面，属于启发式，给人印象很深。一次讲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他上来就提问：什么是战争？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战争下个定义，可以举手自由发言。同学们纷纷发表见解，他都笑而不语，间或轻轻摇头。他期待地望着我，我举手，给战争下的定义是“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笑眯眯地重复两遍，依然轻轻摇头。最后，他告诉我们：“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一言既出，满堂皆惊。我们哪会想到战争的定义竟是如此！

烫发，高跟鞋，连衣裙，操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是教俄语的王家淑老师。猜想她肯定是大家闺秀出身，要不怎会那样多才多艺！听说她大学学的英语，俄语是自学的。她有音乐天赋，嗓音很高，歌唱得好听，多年后回忆，方悟出那叫美声唱法。记得她指挥我们班合唱，还导演了一出反映援越抗美的活报剧，在工人俱乐部演出，都拿了奖。那出活报剧我有个小角色，扮演一名越南儿童，斜刺里跑上台就一句台词：“哎——人民军来啦！”（招手）

说到音乐，不能不提音乐教师崔仲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上音乐课时，崔老师脚踏风琴，一板一眼地教我们发音、识简谱、辨节拍。我后来对音乐的欣赏、爱好，以及拿到新歌后大体可以哼出调来，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现在忆起了还想发笑：一次崔老师提问，让一位赵姓同学唱“”，这位同学过于紧张，居然唱出了原生态的颤音，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发觉崔老师也忍不住抿了抿嘴。

高中教我们俄语的是顾颜芳老师，她左腋下夹着书本，右手提着教鞭，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吃力地爬楼梯，总是准时出现在讲台上。她发音准确，板书流利，课讲得好，对学生又温和，口碑极佳。按说我们应格外尊敬她，但那时个别顽皮的学生曾背地里学她跛腿走路的样子，我们看了也只是一笑，并不制止。如今忆及，真是羞愧万分！

30岁依然单身的袁义鼎老师，教历史是把好手。他把近代史事件化、故事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讲得眉飞色舞，唾沫四溅，我们则像听大鼓书，如醉如痴，入神入迷。讲国统区的反蒋民主运动，他操着上海话，飞快地说出这样一句：“国统区的人民喊出了‘国民党万岁’的口号。”我们大惊，怎么喊反动口号？这时，只见他脸上神秘地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转身板书：“刮民党万税。”顿时全体释然，嘘了口气。

看得出，袁老师为他卖的关子颇为得意。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袁氏幽默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文革”兴起，他第一批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罪名之一就是公然在课堂上“放毒”。

还有，教几何的刘永镇老师，写一手漂亮的瘦金体板书；教代数的孙闻天老师，有个绝活：不用直尺、圆规便可在黑板上画圆和切线；教体育的刘恩荣老师，投篮姿势优美，百发百中；教数学的王斌章老师，二胡拉得如泣如诉，宛若人声；教语文的郭弢、黎福东老师，常有文章见诸报端……

淄博五中的好教师，犹如满天星斗，多不胜数！

这当然归功于校长王一川治校有方。王校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担任过秘书、科长、镇长、副区长之职，50年代中期到教育战线工作。他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身上佳话无数。对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他敬为上宾，曾专为两位党外老教师制作了“安乐椅”，特许一位患有心脏病的老教师坐着上课。对青年教师，他也以“师”相待，关心爱护，注重培养。年生产救灾时，他与群众同甘共苦，为体弱多病的老教师争取到特需供应。年调整工资时，他动员党团员让出名额，确保年高望重的老教师晋级增资。他深知要办好一所学校，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是关键。年，他冒着风险，从高等学校及“下马”的高等学校调来一批骨干教师。他的行动，是对“呕心沥血”一词的最好诠释。淄博五中教学质量如此之高，社会名气如此之大，倘没有王校长爱才、聚才、用才，这一切岂可想象？只是，到了“文革”中，王校长的网罗人才便成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于是在劫难逃。

年6月中旬，暑假前夕，五中校园一切正常，高中部教学楼更被一派浓厚的学习氛围所笼罩。我所在的十一级踏踏实实、完完整整上完了高一课程，正在集中精力准备学期考试。

所谓高中部教学楼，是指位于五中东北角的唯一一栋楼房，两层，新建，年刚刚启用。一楼是九级（高三）四个班和图书馆，二楼是十级（高二）四个班、十一级（高一）四个班。彼时，凡上高中者目标皆为考大学，所以，想想古语和鲁迅的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相当吻合。

十一级的学习氛围，远远不及九级。九级是高三毕业年级，此时已填报了高考志愿，到医院进行了体检，一些大专院校的招生简章也贴满了楼内空白处。九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在全力冲刺，迎接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来临的至高无上的高考，那可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呀！

这样的时刻，我在五中校园内已目睹三次，即高中六级、七级、八级学兄的人生拼搏。走廊里，贴满了花花绿绿全国大专院校的宣传广告、招生简章；教室里，灯光亮到深夜，甚至彻夜不息；星期天，学子们仍在教室里、树荫下孜孜不倦地苦读。而7月初正式高考的几天里，考场四周拉起警戒线，专门由戴袖章的老师表情严肃地执勤，不许大声喧哗；来自张店几家饭店备有鸡蛋、油条、馒头、肉菜的食品手推车，关切而焦灼地一字排开，等候考生享用。

一切是那样神秘，又那样令人羡慕。我暗自盘算，送走九级，再过两年，我们十一级也会成为主角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飓风，瞬间便摧毁了这一切的一切。

6月14日晚饭后，高三毕业班的九级同学正在教室门口小憩，准备上晚自习。这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接到北京中学（也有人回忆说是北京四中）的倡议书。打开一看，倡议书言辞激烈，要求打碎旧的害人的科举制度，坚决不进考场，跟着毛主席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倡议书点燃了大家的情绪，轰动效应立马无法遏止。有同学建议：找工作组反映去，我们也坚决不进考场！随即，四个毕业班自发排起长长的队伍，前往驻校工作组请愿。工作组组长是市教育局的局长，他听了反映感到紧张，也不知所措，同学们要他表态，他只好战战兢兢站到队伍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说了番原则性的话：同……同学们！大家要……要冷静，一切听……听信中央、市委的安排。我们……我们工作组也会把大家的意见向上反映。今天已经很晚了，你们还要紧……紧张复习，请同学们回去吧……

两天之后，6月1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惊人消息：高考推迟！

又是两天之后，6月18日，《淄博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六六年高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又有谁能想到，这一推就是十年！

中央推迟高考的通知精神下达之后，五中校园出现了部分高三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旗子，喊着口号，绕操场一圈，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推迟高考好得很！”

“改革旧的高考制度！”

“不做旧高考制度的奴隶！”

“……”

实际上，高三同学的心态是异常复杂而微妙的。据学兄李思章后来向我坦露心迹，他对于停止复习推迟高考搞运动并不情愿，因为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在即，大学梦即将成真，怎么甘心与朝思暮想的大学失之交臂呢？但是，又不敢不对运动表现积极，更不敢吐露半点怨言，因为高考只是说“推迟”，并未说“取消”，说不定上面正借运动考察学生，如果表现消极，不够“红”，说不定不让你参加高考了呢！而持这种矛盾心理微妙心态的，又何止李思章一人！其实，李思章所代表的，还只是那些学习好的同学的心理，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同学来说，则有另外的小九九，他们一方面为紧张的复习骤然叫停而获得了解放和轻松，打心底是欢迎的，另一方面也希图用运动的积极弥补学业的差距，幻想通过“突出政治”获得日后高考的加分乃至保送，因而表现得异常活跃。

这一年的暑假也取消了，师生们全力以赴投入运动。你想，连高考都取消了，还放什么暑假！

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传达后形势大变。《十六条》发布后，我们全校师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予以庆祝。至今历历在目的是，两位平时喜欢拉胡琴的数学教师刘永镇、王斌章，游行那天拿一把京胡一把二胡，兴致勃勃地拉着《八月桂花遍地开》《沂蒙山小调》等欢快一些的曲子，既表达心情，又招惹路人。

没过几天，我们全校师生又一次走上街头，高呼“破四旧，立四新”“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游行队伍走到位于四马路的张店人民剧场，停下很长时间，也不知在等待什么。过了好一阵子，但见几个身强力壮者攀上高高的剧场，有的掌钎，有的抡锤，冲着“人民剧场”几个水泥大字，乒乒乓乓地凿起来。这几个字是我们尊敬的校长、淄博著名书法家王一川所题。他的字丰润大方，独具风格，市内有许多商家匾额和中小学校牌出自他的手笔。但是，他人被打倒了，字也必须凿掉，叫作“肃清流毒”。当最后一块水泥字终于被艰难凿掉坠落的瞬间，游行队伍中发出一阵欢呼。我们胜利了！劳累了半天，也该回校了。

高三学生带头的“破四旧”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不断听说，张店电影院里悬挂的赵丹、崔嵬、王丹凤、王晓棠等22张大幅明星照，被摘下来烧毁了；街上理发馆里的大镜子，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砸烂了；马路上一些女人的辫子、裙子、高跟鞋，被强行剪掉、脱掉了；还有些出身资本家、小业主的同学，家被知根知底曾是好朋友的同学带人查抄了……

我统计了一下，淄博五中全校有七个年级，即：高中九、十、十一级，初中十七、十八、十九级和刚刚招收进来、一天正规课也没有上的二十级，总共32个班，名学生，加上近百名教职员工，总计多名师生员工，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

校史记载，淄博五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年6月开始的。实际情况是，6月2日，就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这显然受了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和刺激。

紧接着，便有大字报冲着王一川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不乏“重磅炸弹”：有教师揭发他攻击“三面红旗”，说他在会上公然说：三年自然灾害，近地变远了，好地变碱了，男人饿扁了，女人不产了。对于这个揭发，有教师质疑，其中李新章老师站出来反驳：不是事实！这段话是王校长在传达上级讲话时，作为反面观点批判的。工作组反复施加压力，要李新章老师转变态度，但李新章斩钉截铁：不能断章取义，不能违背良心，不能说假话！

尽管如此，当浊浪排空汹涌而来的时候，呼救的声音简直微不足道，王一川还是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第一批关进了“牛棚”。

本是全校两个“教师标兵”之一和全市英模代表的语文教师郭弢，很快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揪了出来，交由专人日夜轮流看管。

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还有语文组须发皆白、老态龙钟，被校长王一川特许可以坐着讲课的黑新栽老师。黑新栽揪出得最早，6月25日市委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就点了王一川和他的名。

俄语教师张少文是作为“极右”分子被揪出来的。有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写的，说他在课堂上“巧妙地放毒”，讲俄语语法时，把几个俄语单词看似随意地写在黑板上，其实连起来一看，是条反动标语：“地主和资本家联合起来打倒工人和农民”。我当时看了这张大字报，对同年级同学的“火眼金睛”和“革命警惕性”真有些佩服！

数学教师张洪发，早年曾参加国民党，当过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家庭教师，还弄了个中校军衔以便吃军饷。年，他感到国民党已经不行了，于是夫妇二人从台湾回到大陆。有这样的“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自然在劫难逃。把他揪出来的罪名吓死人：“潜伏特务”。

物理教师方蓟祥，本是北京大学高材生。年被打成右派，在淄博五中年摘帽。此人业务精湛，教绩斐然。运动一开始，他又被当成右派重新揪出来批斗，挂牌游街，上书“大右派”三个字。

语文老教师庄孝伋，祖籍山东莒县大店。由于莒县大店这个地方，出了户有年历史的望族，号称“庄阎王”的大地主，于是庄孝伋便被当作“‘庄阎王’的孝子贤孙”，揪出来游街示众。外调过吗？没有。根据何在？他姓庄，又是莒县大店人，这就够了。

语文教师黎福东，生性幽默风趣，喜欢调侃。有部农村题材的豫剧电影《人欢马叫》上映，轰动一时。有一次他看了这部电影，别人问他看的什么片子，他笑着说是《人仰马翻》。结果祸从口出，被批判为“污蔑社会主义新农村”“诅咒社会主义制度”，也关进了“牛棚”。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校“文革筹委会”的主导下，五中校园一片“红色恐怖”，洪洞县里没好人，众多骨干教师都成了“黑帮分子”或专政对象，剩下干净的不多。

校“文革筹委会”还组织了学生纠察队，手里提根木棒，俗称“棒子队”，专门看管、监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参加纠察队的学生，竞相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因而常有一些日后绝对应当忏悔的残酷对待教师的过激行为。

关进“牛棚”的教师，烈日下被监督劳动，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随时被拉出去坐“喷气式”，挨批斗，还被命令由张少文老师领着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声音低沉悲怆，不忍与闻。

数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这段往事，听知情者讲述其中细节，写下这些文字时，心在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当年我的这些同学，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暴行啊!他们平时都是很老实很听话很可爱，看不出有多凶多恶多暴戾的呀，怎么运动一来一夜之间就有天渊之别、判若两人了呢？人性中的恶，怎么一碰就响、一点就着呢？这一切，究竟为什么？究竟谁之过？

当然，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泯灭了良心失却了理智。俄语教师李新章在监督劳动时，一个看管他的学生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他悄悄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你没有问题，注意身体。李新章老师感动得差点落泪，为此记牢了一辈子。但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大势下，个别学生的善良抵制不了煽动起来横冲直撞的邪恶，就像一个患病的人，身上良好的细胞阻止不了细菌的肆虐一样。

淄博五中的“文革”，是和全市、全省、全国的运动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由于淄博五中所享有的声誉和所处的地位，一度甚至可影响乃至左右全市的运动形势。

就运动走势而言，大体四个时段：上级派来工作组有组织有领导阶段，工作组撤销学校领导瘫痪无政府主义阶段，军宣队进校成立革委会试图恢复秩序复课闹革命阶段，“老三届”被毕业上山下乡各奔东西阶段。

就运动内容而言，大体包括若干组成部分：初始阶段有抄家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批斗走资派、贴大字报等，兴起阶段有成立红卫兵战斗队，大串连，杀向社会，夺权反夺权，反逆流，遭遇武斗等，式微阶段有军训，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复课闹革命，毕业遣散等。

就派别划分而言，大体划分为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其中除逍遥派是真逍遥，哪派都不参加，开始时在学校幽灵般游荡，后来干脆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家了。而另外的造反派、保守派却并不绝对，也就是反中有保，保中有反。五中师生战斗队多如牛毛，但论阵线对立的两大派则是“红旗大队”和“东方红公社”。“红旗”是保守派，开始得势，但到年秋季，便溃不成军了。“东方红”是造反派，开始受压，但全国大形势对其有利，“红旗”一垮，它就得志了。不过，后来它里面极少数激进派成立了“三社”，“东方红”就分裂了。当时淄博全市对立的两大派是“一二九派”和“三一六派”，所谓“一二九派”是指年1月29日全市工人、农民、学生中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旧市委的权，却保市委书记刘干的一派。而3月16日，对立派又来了个反夺权，拥戴市委宣传部长李诚的一派，便是“三一六派”。五中“东方红”属于“一二九派”，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反中有保的意思。到年春夏，随着全市“一二九”派彻底垮台，五中“东方红”也就寿终正寝了。

那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的我，青春年少，毫无社会经验、政治经验可言，但又充满政治热情，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守住了人性善良的底线，因此也就狂热过，糊涂过，可笑过，也迷惘过，郁闷过，怀疑过，心灰意冷过。

我参加红卫兵大串连，不早也不晚，先后去了西安、青岛、北京、韶山。去北京是和同班同学马福军、房成昌一起，年11月3日，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后响应号召“杀”向社会，和工农相结合，我选择了两个点：东营胜利油田和三马路市新华书店。去胜利油田（九二三厂）是和同学孔巧兰、牟晓峰、李敏、李庆、贾锡武、刘青海同行，在磕头机林立的茫茫盐碱地上开推土机，感觉很新鲜。去市新华书店串连是跟着仲崇渭（体育）、宋守海（语文）、杨林（政治）几位老师，晚上两派会议室里的隔桌辩论感觉很文明。

市里“1·29”“3·16”两次夺权后，加之中间济南发生了“1·31”事件，斗争变得尖锐起来。渐渐的，文斗发展到武斗，淄博五中掌权的“东方红”一派遭到对立面捣毁毒打，当时号称“五中惨遭血洗”。所谓“血洗”，耸人听闻而已，并非出了人命，但那晚部分师生遭社会上“棍子队”毒打却是事实。我就被一鞭子抽掉了帽子，黑暗中弯腰俯地没有摸到，只好丢弃。

这年的冬天寒气逼人。师生惨遭毒打后，五中校园日渐冷清，只有墙上开裂的厚厚一层旧大字报坚持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发出“嘶嘶”的鸣叫声。心灰意冷的我回了家中，直到年春学校再次号召“复课闹革命”，才又出现在校园里。

五中和全市“文革”是篇大文章，我在《我那十年（~）》一书中有详细描述，感兴趣者不妨一读。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略表一二。

“文革”以来、尤其是年春季第二次复课闹革命期间，伴随着军训，五中校园里迅速掀起了一股歌颂毛主席的热潮，突出的标志是“忠字舞”“语录歌”“红海洋”和“早请示、晚汇报”风靡一时。

青年学生是天真烂漫的，缺理智、易冲动是其天性。于是，一些今天看来幼稚可笑的东西，当年却是一本正经，而且发自内心地奉为圭臬，自觉执行的。

我们跳起了“忠字舞”。所谓“忠字舞”，是指唱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即今天所称的“红歌”，手舞足蹈。这些歌曲，电台、广播里天天播放，妇孺皆知，耳熟能详，而且大街小巷，人人会唱。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两首。

我们还大唱由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谱曲的“语录歌”。所谓“语录歌”，是指把《毛主席语录》中的经典语句谱上曲子歌唱。不光唱“语录歌”，还要做“语录操”。所谓“语录操”，就是由领队者口中念着毛主席语录，做动作大体符合语录意境而又手脚相对协调的广播体操。记得班里性格开朗、身材适中的女同学孙力明，曾带领我们做。但是，由于“语录操”难度较大，编排也实属不易，结果坚持了没多久，就渐渐冷了下来。倒是“革命化”的集合站队，由于实在别出心裁，而且生动、有趣、好玩，所以相对而言做得多些，坚持得长些，至今历历在目。

什么是“革命化”的集合站队呢？就是每下达一个口令，队列里都必须铿锵有力地喊出四个字的革命口号，以示响应。这四个字虽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却要和所下口令意思吻合，呼应及时，而且符合毛泽东思想。我的记忆如下：

带队（吹哨）：集合。

众呼：召之即来！

带队：立正。

众呼：立场坚定！

带队：向左看齐。

众呼：整齐划一！

（避免和忌讳喊“向右看齐”，如果实在要喊，则众呼：分清敌我！）

带队：向前看。

众呼：目光远大！

带队：稍息。

众呼：提高警惕！

带队：齐步走。

众呼：步调一致！

带队：跑步走。

众呼：奋勇前进！

……

每逢这个时候，操场上口令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声浪滚滚，有如开锅，煞是热闹。

多年之后，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一篇无名氏文章，记述“文革”期间女售货员与顾客的吵架经过，忍俊不禁的同时，也生出两点感慨：一是这绝非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和当年我们操场上的“革命化”口令有异曲同工之妙；二是这种“革命化”的“对白”已由校园而社会，由操场而商场，其传播之速、普及之广、口舌之绝，简直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

这篇无名氏文章照录于下：

文化大革命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先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

某天某地某商店内，一个中学生和售货员的对话，堪称经典。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不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一过路人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售货员：“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有啥了不起？”

过路人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做“语录操”的同时，还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这是一项简短而庄严的仪式，就是早晨向毛主席请示一天的工作，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活动。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主要体现在每次吃饭前，都要在教室里毛主席像前，挥动《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连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祝颂”仪式进行完毕，方可就餐。

后来我回到农村，发现社员出工前，也要在生产队长带领下，在毛主席像前挥动“红宝书”“祝颂”一番后，方下地干活。

我同样听说，工厂车间也是一样。

戴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搞“早请示、晚汇报”，在校园中的我哪一样都没有落下。于今反思，其中起作用的，除了朴素的感情、平时的教育，还有就是根深蒂固的随大流的从众心理。真的不是自我开脱，以我一个十几岁中学生的认识水平，除了心甘情愿地听命和从众，怎么可能会有其他反应呢？

年春节过后，淄博五中再次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重返校园，百感交集。因为有件事，深深触动了我的情思——我最好的老大哥李思章参军走了。

李思章的入伍我甚感突然，他在红卫兵淄博分部负责编辑《淄博红卫兵报》（前后出了24期），红卫兵分部和“五中东方红”垮台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他们高三年级推迟高考已到第三年，眼下尚无恢复高考的迹象，同学们年龄都大了，当兵，当然是最好的出路。而各奔前程，良禽择木而栖，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

李思章换发军装后，我们在校园中毛主席巨幅画像前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最能传神地反映出我当时的心情：消沉、愁苦、郁闷、无助。只见我坐在最边上，脑袋微低微偏，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似乎在发问：老大哥走了，我的出路在哪？又似乎在思考：没有人告诉你出路在哪，听天由命吧！

随后，在“支左”部队主导下，淄博五中于年4月28日正式成立革委会，九名成员如下：

主任：（暂缺）

副主任：郭弢、张遵道、王兵（十级二班）

委员：田树宏、耿庆信、张方兴（十级二班）、张秀宗（十级四班）、跟东（十一级一班）、林存正（十八级一班）

这时学校宣布：高三（九级）同学毕业。大哥哥大姐姐们拿上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巴掌大对折的毕业证，离校比电影散场还快，几天之内便人去楼空、各奔东西了。农村的回农村，城市的下一步根据政策，或等着就业，或打点行装等着上山下乡。

我们这个十一级，闹了两年革命，名义上也到毕业时间了。春节后又上了半年课，虽然课本、课桌依旧，教师、同学依旧，教学方式、方法依旧，但人心浮动，物是人非，已经找不回原来读书的感觉了。

8月，我们拿上学校发的毕业证书各自回家，算是高中毕业了。

六年寒窗，朝夕相处，一朝分离，各奔东西，依恋和不舍在所难免。分别之际，总要合影留个念想吧，但由于派性作怪，全班合影已经组织不起来了。我们二十几名观点相同，平时感情较为融洽的同学相约一起，到张店照相馆照了张合影，照片上注明的时间是“·7”。这些同学从前排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依次为：董荣娟、宋爱英、刘洪兰、朱爱芳、王传芝、熊晶、闫斌、张聿温、张玉成、毕作信、王统、牟晓峰、赵舒琪、杨爱洁、孙力明、王立乐、房成昌、王者让、郭成立、胡环宗、丁汉民、仇道义。其中王立乐和丁汉民都不是我们班的，分别是学兄九级二班、三班的，现在想来，他们参加我们班的毕业留影，莫非有什么深意吗？比如暗恋着某个她。但当时我情窦未开，竟毫未在意。

离校时，我手里拎个网兜，里面的全部家当是一个脸盆，几样餐具、洗漱用具和一些凌乱的课本、书籍，神色黯然，郁郁寡欢，几乎一步三回头地来到学校北门。

最后回望一眼校园，但见操场上跑道弯弯，单杠、吊环形单影只；假山上凉亭依旧，只是无人登临，颇有“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寂寥；离校门余米的道路正中，毛主席巨幅画像照样巍然耸立，我多么希望背手站在北戴河大海边的伟大领袖的目光投过来呀，然而他老人家高瞻远瞩，正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

回望，充满了酸楚和惆怅。

别了，可爱的校园！

别了，亲爱的淄博五中！

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自己是眼含泪花，恋恋不舍地和待了六年的母校挥手作别的。六年前迈进五中，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憧憬着美好的大学梦想；六年后走出五中，理想幻灭，灰头土脸，四顾茫然，步履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