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条“广西路”，最早这条路叫“锡克路（SikhRoad）”，可以追溯到同治元年（）。

抗战爆发前，外乡人来到上海的花花世界，第一印象，往往不是车水马龙和红男绿女，而是身材高大、面如黑漆、连鬓虬髯，头缠红巾，手拿“哭丧棒”的“红头阿三”，即印度锡克族巡捕。

“阿三”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小时候都看过港片，高级警员向低级警员训示已毕，后者必须举手敬礼，脚跟一碰，并大声回答：“Yes，sir！”。

据说这句的英语发声与上海话“阿三”相近，“阿三”即由此而来。上海人对华捕称“先生”，对印捕则称“阿三”，两者是一个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多数中国人，并不清楚印度有个锡克族，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印度人”的范畴。

问题来了，英国人为什么爱用锡克人，而不是其他印度人，或者白人和中国人呢？

原因很简单，性价比使然。

在英国人，即巡捕房的上层看来，锡克巡捕的薪水仅比华人巡捕高出一点，但远低于他们的英国老乡或其他欧洲白人，而且他们不会说中文，长相、宗教信仰也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与本地中国人也极少交往，避免了警察与潜在“犯罪”对象勾结的危险。

他们认为：白人太贵，中国人靠不住，印度人刚刚好。

这真不是英帝国主义者杞人忧天，上海地下党大名鼎鼎的“警委（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前身是“巡捕特支”，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活动了。不单公共租界巡捕房里，有我们的同志，英租界和法租界里，照样都有地下党员，而且对我党的忠诚度极高。

从特科到解放前夕，这个系统就没出过一个叛徒！

您要知道，这些“华捕”也是中国人啊！

从出身来说，他们多是冀鲁豫等北方农村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这些地方的中国人，最讲“安土重迁”，不是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地主剥削、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残酷统治，不是被水旱天灾、兵燹人祸逼急了，哪个愿意背井离乡，到生活习惯，甚至说话都鸡同鸭讲的地方，忍着洋人的欺负，同胞的白眼来讨生活？

其实华捕也好，印捕也罢，还有法国人的安南巡捕，他们一方面充当着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深受洋人和中国官员的压迫和欺侮。

我党能看到这个层面，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帝也不例外，所以它们觉得更早被征服的印度锡克人，可能更忠诚吧？毕竟这些锡克人是纳过投名状的。

这就要从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说起，英帝控制的印度军队哗变，而由锡克教控制的旁遮普邦却表示效忠于英国，并在平息哗变中发挥了作用。有鉴于此，上海英租界当局决定雇用印度锡克教徒充当租界的低级警员，以印制华。

由此，这些异邦人不可避免地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被视为英帝的恶犬。

年著名的“五卅运动”中，在群众游行的大街上，在罢工停产的工厂内，英帝国主义豢养的，这些印度来的锡克人，与其他巡捕一道，成为向中国人民施暴、甚至开枪的参与者。

这么看来，这些印度人是不是不可救药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同为东方被压迫民族，我们好歹还是半殖民地，而印度巡捕则是亡国的奴隶，他们的祖国已经被中印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英帝国主义统治，如今只能受人奴役，而且在上海收入微薄，甚至跟上海普通工厂工人收入差不多，还要忍受英国佬的各种歧视政策。

大家可能想不到，当时工部局各级巡捕的月收入，大概在16至22元之间，巡长也只有25元，而当时上海普通工厂工人的收入大概为10至15元，商店店员则有15元以上。

您想想中国人还能通过罢工来涨工资，他们呢？何况英帝国主义，可不光欺负咱们中国人，在上海的印度巡捕，一样要遭受损害和侮辱。

特别是在监狱里，中国籍犯人之外，印度巡捕们也受白人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出狱进狱，一样地要接受检查，甚至也要掰开屁股，给英国人检查有无夹带？工作一有错误，即要遭鞭挞。

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人用英语，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的时候，印度巡捕中，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共产主义倾向的进步分子，一样会被触动心灵，同情中国革命，帮助狱中的共产党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有些人是拿钱的，可也有不拿钱，愿意真心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印度人。

提篮桥监狱里会英语的共产党员，义务为印度巡捕办英语辅导班，明着是学英语，实际上宣传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印度巡捕中不少人的思想逐渐转变为同情革命，有的还能主动掩护监狱地下党支部的各种活动。

狱中编号“”的刘俊同志回忆说：

“有个印度巡捕，对我们帮助最大。他不仅同情政治犯，而且表示十分信仰共产主义。‘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提篮桥监狱周围成为中日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因此常有炮弹落在狱中，炸死、炸伤不少犯人，炸坏了食堂锅炉。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印度巡捕告诉我们，他准备乘混乱之机，偷取狱中钥匙，放出全部政治犯，让大家夺取狱中武器。”

如果不是形势突变，这些中国共产党员，可能真要带着不少印度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去打鬼子，那画面可就太好看了！

谢凡生同志的回忆也验证了这点，他讲自己刚在工部局拍了照片，坐上囚车，准备押往提篮桥监狱，就有同车的自己同志，告诉他：

“到了西牢（提篮桥），你们不要怕承认是共产党，印度巡捕同情共产党，他们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以后就不会打你们了。”

真会如此吗？

到了提篮桥监狱，在院子里列队，印度人就开始逐一询问被捕的中国人，小偷？老枪（大烟鬼）？问一声，并用警棒往头上敲一下。

谢凡生同志就想试试那位同志教他的这招儿，灵不灵？

如果您觉得这只是我党方面史料的“一面之词”，那么根据英国人现在公布出来，当年的秘密档案，更加触目惊心。上海印度人中的革命者，甚至配合中国人民，于年4月6日，在福州路中央巡捕房门口，刺杀了印度巡捕中警衔最高的刽子手布达·辛格。

任何敌人都不是铁板一块！

所以毛泽东同志曾经给我们讲过斗争艺术，他形象地说：

“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说到这里，我想再讲讲上海地下党的斗争策略。

从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回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时期的地下斗争，差距之大，不能不服我党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作风的进步速度。

原来是典型的“关门主义”，门警被视为“恶犬”，智力劳动者被视为资本家的“忠犬”，职员也不是“纯粹的工人，所以不可靠”……

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唯我独革，我开心最好，至于是否最大效果地团结群众，孤立敌人？我不管！

结果可想而知，白区地下党，几乎完全断送。

再看经历过抗战，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排除了王明一伙忽“左”忽右错误路线的地下工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不怕言“利益”，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群众争共同利益，尽量照顾到各方面。

只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大军，掌握斗争的主攻方面，最大限度孤立打击主要敌人，怎么会不胜利？不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呢？

四面出击，树敌过多，是孤家寡人的政策，是一种“幼稚病”。有病就要早治，不能怕疼，不能耍滑头，更不能讳病忌医，学蔡桓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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