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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年8月生，山东省新泰市东都镇人。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系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13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4大代表，15大特邀代表；年11月4日11时36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新华社刊发的讣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编者按：此文节选自原公安部长王芳所撰《王芳回忆录》，标题是编者加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毛泽东主席身边负责警卫的工作人员，每每聆听伟大领袖的亲切教诲，开怀畅谈，常常目睹革命导师的读书嗜好，听戏雅趣。为什么忠义仁勇的关羽不姓关？为什么戴枷锁镣的苏三还在洪洞县……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都在文章中得到了阐释。适值毛主席周年诞辰之际，特发表出来，以飨读者。（本刊编辑：孙爱国）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四十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三十八次。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喜欢住得那样长。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一、关羽原来不姓关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他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问我：“你《封神演义》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①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都没有说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至今也不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的素斋，但菜端上来时主席看到多是鱼呀鸡呀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主席吃得很高兴，他是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璜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作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毛主席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年，我国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理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及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冬和春，在党内有重大意义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还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革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主席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还铭记在我心中。 二、苏三还在洪洞县 主席工作之余的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还有游泳，通常是在南屏游泳池，晚饭后游上个把钟点。夏天还游钱塘江。夏季时钱塘江水深流急风大，但主席喜欢大江大河，大风大浪。我陪主席游钱塘江，他每次都是兴致勃勃，风浪越大，他越高兴。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在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在舞场上她是当然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主席的办公时间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在等他处理。 主席没有什么闲暇和个人爱好，听京戏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这里都有。主席爱听京戏，吃饭时，我们就放上两段，还可以让他的脑子放松一下。主席极少参加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功夫听，也就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诸葛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美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在杭州饭店小礼堂看过几次戏。看过小七龄童的《追韩信》。在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双下山》，婺剧《吕洞宾戏牡丹》。主席还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年进京参加了全国地方戏会演，还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很爱她的老生戏。主席问我，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就是坚持不上台唱戏。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他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他还一步一摆的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那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主席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是完全对的。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还是那样唱的。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又无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蓝。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革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革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大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罗蓝。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可是不知为什么，如今上演的《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还是穿白袍。看来成了习惯了的东西，即使错了改也难。 记得年3、4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主席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还演过京戏，在《黄鹤楼》中扮演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摘自《公安网》原标题为《警卫毛主席》） 注释：①、关羽并不姓关而是姓冯，他的真实姓名叫冯贤。据有关史料介绍：东汉桓帝（刘志）延熹三年（公元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山西解州常平下冯村池里五甲（此系汉时的籍称，现为山西省运城市常平乡常平村下冯里自然村）的一位名叫冯毅（字道远）的铁匠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哭声响亮，气度不凡。老两口半辈子没儿女，越看越高兴，就给孩子起名叫冯贤，字长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