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芳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职务是石家庄市鹿泉区委书记，尽管这不是他生前的最后岗位，根据目前的体制安排，这个职位是一个地方的权力中心，鹿泉虽然改为区划，但在地理结构上仍然具有县域的特点。主政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县，最能激发一个人的品质、格局和能力，权力的集中可能使一个人现出本性的原型。他生前的最后职务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虽然级别提高，但这仅是他大病之后的闲职，才刚刚半年多的时间，枝叶尚未伸展就已经落地凋亡，可以说他的一切还没来得及与这个位置发生真正的关联就匆忙告别了人间。

?

对于人的评价是很谨慎的事情，况且人有各自的视角，由于与之关联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相反，这也是对人物评价中难以一致的原因所在，何况许多人并不愿放下成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感情代替事实，以个人好恶扭转逻辑是我们文化的强项，以至于那种辩证流布甚深，洪洞县里无好人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的极端。在当下对一个地方官员的评价更是一件尴尬的事，即便客观、理性的记述也难免逃脱趋炎附势的嫌疑，或者给人留下超出事实之外的宽阔想象，其实，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才是对事物认知的真正雾霾。

?

对于杨国芳先生的评价不是这篇短文的兴趣，至于他从政的职业虔敬、从政风格及其从政业绩是另一回事，这些评价无法离开一个总体熔范，这里没有必要也没有篇幅单单从他身上剖开同质化的案例。他已不在世间，我只是记述他的一件小事，算是对他离去的追悼，表示对他告别人间的一种惋惜，也从一个真实的瞬间为活着的人留下关于他的一次定格。

?

年10月2日傍晚，我高中的同学刘庆林在鹿泉区域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高位截瘫，医院百般努力，最后的结果是脖子以下永远失去了知觉。由于高昂的救治和特殊护理费用，他的家里已经山穷水尽，全靠亲属、同学和朋友帮助，经过我与鹿泉公安和公安交管部门协调，他们以最短的时间完善了各种程序，但这仍不能解决医疗费用的每日逼紧。为了在法律范围内尽快解决燃眉之急，我只能去找杨国芳先生协调另一部门，此时他正担任鹿泉区委书记。年1月25日下午三点半，根据约定的时间我到达鹿泉区委办，在此等候的还有鹿泉某局局长，显然他就是为此事而被通知过来的。当杨国芳先生知道我到来后便从会议室出来，把我和某局长让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向某局长介绍了我，并说，刘庆林的交通事故发生在我们辖区，我们是有责任的，存在交通设施不规范的情况，不要推脱这种责任。开始时这位局长并不认可，虽在顶头上司面前，坚持认为交通事故与道路设施无关并极力推卸责任承担。最后杨国芳先生讲，当个人与政府部门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站在个人一方，因为个人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弱势，况且一个交通事故足以摧毁一个家庭。也就是当鸡蛋与石头发生碰撞时，要多为鸡蛋争取些理由，而不是要为石头进行辩护，一个人离开了体制这个背景，可以说都是脆弱的鸡蛋，石头的角色并不永久属于一个人。他最后的意思是让某局站在事故受害人及其家庭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在合法合情合理的范围内给予解决，这位局长虽不情愿，最后还是在杨国芳先生的几次过问下通过法律途径圆满解决了责任赔偿。

?

那天谈完这件事之后，他让某局局长先走，与我又聊了些关于文化的发展话题，他说鹿泉准备筹办旅发大会，并准备打造多个文化小镇和多种文化活动。我告诉他，文化不是打造出来的，打造的只是形式和形象工程，其中不会有文化的灵魂，这能热闹一时，而难以持久。全国许多地方的文化小镇由于没有真正的文化流淌，在开业庆典之后大都一败涂地，一定要吸取这种教训，不可劳民伤财。我说，真正的文化创造来自民间，它往往是纯个体的行为，所谓群体联辔往往是用热闹的形式来掩盖文化灵魂的空虚，任何群体性的、规模化的资金型的打造很难带来文化的荣耀。鹿泉范围内有许多个人自发的文化案例，比如食草堂等场所，它的创意及其影响在全国也是一流的，尤其每年进行的各种前卫艺术展，都是荟萃了国内最优秀的艺术家，这本身就是鹿泉的文化光芒。对于文化来说，它不是靠政府规模化的打造，只要予以宽松的环境就可以了，只要不过多打扰和压制，这种自发的文化生态不仅色彩纷呈，本身还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纠偏的功能。如果政府动用百亿资金，组织10万人力来进行创作，不但写不成《红楼梦》，甚至连一句“床前明月光”也难以写出来。他最后对我的观点深表赞同，表示要好好思考并消化，说愿让我多到鹿泉进行文化调研并找时间多多探讨。

?

我与杨国芳先生虽然相识很早，但平时并没有多少交往，一是他长期在几个县任职，一是我平时谨守古训，即朋友、同学一旦为官或身处要职者就要以官待之。但在杨国芳先生的身上并未让我感到他身居要职后有什么变化，区委书记虽然级别不高，但这个职务的权力值很大，掌控资源的能力远非一些厅级和省部级官员能及。尽管如此，他的身上没有让人敏感的官气，不像有的人，一旦为官，说话的声音就会把鼻子改做通道。不仅如此，关键是他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具有这样的思路和情怀，权力没有破坏他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当他手握大权之时还能为弱者背书，直抵人性的源头。几十年的官场生态并未使他流失人性的水土，并且蕴含着处理复杂问题的原则和智慧，灵魂的纯净并未听任一种难以逃避的、具有工具理性装置的支配性命运的摆布。要知道，这种装置具有巨大的对于人性改变的力量，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挺住人性中善良的本真状态，尤其那种面对弱者的悲悯情怀，它也是灵魂的自我饱满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

杨国芳先生毕业于河北正定师范，从现在看这个学历相当于高中，其实它比不上当年高中的知识积累和训练，但在年代这是初中生最难的竞争选项。也就是当年初中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这所中等师范，为的是早日经济独立，解除家里的负担。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里有不少县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这些学生是那个年代最聪明的，在中等师范学习由于没有受到专业浸淫，也就没有在专业迷恋上中毒太深，又及早地进入国家分配的体制内工作并历经多种岗位的锻炼，所以他们往往早熟于其他同代人。由于没有携带大学的光环，他们总是刻苦向学，谦虚求教，不像有的人马上到了退休的年纪，一生一事无成，甚至没有写出过一段像样的文字，但张口闭口还是“我们的大学”如何长如何短。从杨国芳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师范现象”的许多佐证，他的见识、认知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远非书斋里的书生们能够想象的。在书斋里查找几个死去的生僻字嵌入文章显示博学是一回事，走到现实中迎解各种问题是另一回事；讲台上的应然和规范是一回事，而让知识落地行走又是另一回事；也就是，批评容易，做事很难。当然，任何人都并非完美，只要在大的原则和底线内能够保持最初的善良就已经足够了，任何其它的苛责都无助于客观理性地讨论和解决问题。还是歌德说的那句话有道理，“一个人的短处来自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优点属于他自己”。

?

对于杨国芳先生的这件事，本来我是保守在内心的，如果不是他的离世，我是不会轻易透露的，以避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误解。正如我还继续保守着不少人人性的光芒闪耀，只有在不影响他个人的情况下我才能让人见证这种不息的人性之光。由此使我相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性的本真都不会丧失殆尽，总会有人为人类的传承保留文明的样法，文明的存续隐含着这些坚韧的东西，我们不是去苛求他人，反倒应该试着去发现和理解他们。虽然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但总有一种要素可以关联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观点的人群，这就是社会自我医治的过程中隐藏着的对弱者的善良，它是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密码。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应基于他对于这一密码的认同和应用，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职业身份以及其它因素的考量，更不应该以情感作为立场之后又诉诸于某种抽象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并感受到更多来自人性深处的温暖和希望，而不是像鲁迅那样把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彻底判决，以此否定社会自生长力量的存在。

?

杨国芳先生告别了人间，无论这人间是否值得，我们都没有任何能力将之挽回。但是死亡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可能触摸到死亡，意义是针对暂且苟活于世的我们，在死亡的镜鉴中可以看到真实的世态万象，可以说，死亡也是对生命的恩赐。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会去思考许多严肃的终极问题，也不会分享一个人的真实面容，死亡带走了一个人心中的秘密，但是它未能带走一个人的全部。活人之间的交流或者在根本性上是隐喻式的，充满对语言带来的效果性预测和评估，与其说这种机智是文明的成果，不如说是人的纯真状态的剥落。而我们对一个离开人世间的人的评价是又回到起点的，因为这种评价是单向的，被评价者已经没有了参与回复的机会，但他留下的评价空间并不只是一隅，而是开放给所有人，因此，任何一个人的评价也都会等待他人的补充或者校正。

?

清代张潮曾言，“天下有一物知己，亦可免恨”。可见人生在世时因为各种面相及其符号的影响，一个人很难充分读懂另一个人，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机的深不可测必然阻挡了纯真状态的人际交流，所以才寄情于物。对于离开世间的人，我们试着去读他生前那些定格的瞬间，从中可以映照出我们自己缤纷变化的嘴脸。如此一来，我们对于逝者的评价不是肆无忌惮的，也不是无节制的肯定或者否定，他的沉默依然给我们提示了某种敬畏和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