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洪洞人民有幸躲过了不少兵灾匪患，但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人民的富庶、户口众多、人丁兴旺，给洪洞人民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近50多年的灾祸和苦难。

移民在历史上留下的往往是简单的一句话，“徙山西民实北平”等几个字。但是在年前要实施这张圣旨，需要从移出地选择好移民对象，需要确定当地抽丁的比例，需要事先查看好移民目的地的土地情况，往哪个县、哪个村安置几户、安置多少人都需要有妥善的安排。而强制性的移走近10万百姓，把他们变为军屯，又是一件类似抽丁征兵的活动，需要带兵的将领与地方共同协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民变成军，这个过程中，军需给养，粮草衣被以及上路的配资都需要有周密的安排。

研究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决不能仅仅从移民的人数多少作判断，而应该把洪洞放在全国和山西来通体判断，才能搞清楚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洪洞。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洪洞在历史上一直是紧望之地，是一个典型的天府之国。

宋《元丰九域志》记载：洪洞县为“紧县”，临汾县为“望县”，赵城县为“上县”，均属于“发达县”。由于洪洞有汾河和霍泉的滋润使之成为一个水旱从人、不愁衣食的乐园。人丁兴旺，一直是全国的人口大县，同时人地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明代一个县的人口9万是全国一流水平，当时洪洞县的人口甚至比河南一个府的人口都多。所以洪洞必然会成为明代徙民的重点，可以说从河东徙民必定有洪洞，从山西移民也少不了洪洞。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所决定。

明代徙山西泽、潞、汾、沁等州的民众出省外，洪洞又是必经之路，无论是从上党盆地还是从吕梁山区走出来，也必须经过洪洞。云集十几位开国名将到山西搞军屯，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顺利地让军屯走出去，哪里是要冲，从哪里走更便捷，是必然想到的事情，他们坐镇在平阳还是洪洞，肯定选择的是后者。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洪洞便于管理，有充足的粮草，完善的设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规模的徙民，必然会有大规模的官员军曹来执行，人吃马喂，每天都得生活，没有一个兵站或者说聚集地，恐怕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而洪洞县城很大，庙宇寺院很多，又有官仓、义仓、驿站等离县城很近，这些都为移民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关键还在于它一直居于山西南北的大官道上，又介于太原府与平阳府之间，离平阳府也很近。

选择了洪洞也即选择了平阳。“河东大郡，首挑平阳，形势与太原相表里，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牢孔所云：“景霍以为军”；而子犯所谓“表里山河者也”。洪洞东山，互连潞泽、东出之隘，北自岳阳。从晋南的泽州、潞州至平阳或洪洞必须经，过岳阳(今安泽)的府城才能至洪洞的甘亭以后上官道。洪洞西山，毗邻吉隰，是通往河东乡宁、吉县、隰县、大宁、永和及汾沁二州的孔道。所以在山西中南部徙民屯军，洪洞是一个最佳的集中之地，洪洞占据了地理位置的绝对优势。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明代的洪洞移民有一种深厚的尧舜遗风。

洪洞大槐树移民，有一半以上属于古河东人，历史上的平阳府以及泽、潞二州，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深厚的民俗和民风，司马迁说，“尧舜之地，风教固殊”。其实河东大地的人，大多有一种陶唐氏的遗风，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水深土厚，性多刚直，好气任侠，崇尚礼仪。其崇节俭，敦孝友，厚葬祭，敬神明的风俗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河东人“安土重迁”和寻根问祖的情结十分浓厚。特别是些根祖源于陶唐、虞舜和皋陶的后代子孙，他们身上又有一种“霍太山”情结，他们把霍山看做是河东的屏障和龙脉，“霍太山”就是他们的祖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老家在平阳，老家在洪洞。

民国初年，洪洞人景大启等人自筹资金在古大槐树旧址，重修大槐树古迹，也正是这种河东人特有的风俗和品德使然，他们的初衷是“恐年代愈远，稽考无从”；他们的初衷是为了“代以遗徽，地以人传”；他们的初衷是为了日后，寻根问祖的人能“宾至如归”。只是“就当日事实而为之”。绝对没有什么借题发挥、发展旅游的理念，更不是一种什么地方史志的强势宣传。所以洪洞人重视大槐树移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和当地风俗和文化使然。这就是山西大槐树移民根祖认同特殊强烈的人文根源。

来源：明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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