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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青少年祛除白癜风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972953.html曾听一位朋友说过，这几年出了北京火车站，便能听到满耳的洪洞方言。为了一点稻粱谋，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洪洞县的乡亲们常年往返于首都与老家之间。所以，对于很多洪洞人来说，可以直达首都的K次列车相当熟悉，大家也都有留意到，这趟列车的始发站是陕西的韩城市。一座同样拥有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城，古称“龙门”。韩城也许您会感到陌生，但是近百年来，在韩城却一直流传着一个洪洞人的故事，在韩城的鼓楼上，曾经陈列着一双某位洪洞人穿过的旧靴子。他就是前文提到的，于广胜寺飞虹塔上醉酒登高，即兴题诗的张瑞玑。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心怀天下的书生，一个诗书画三绝，却道诗书画都不如其为人的狂士，一位像赵城的图腾“凤凰”一样高洁的革命先辈。张瑞玑，洪洞县赵城镇人，从小便饱读诗书，及至长成，学而优则仕，年，31岁的他高中清廷光绪朝进士，先后任陕西韩城、兴平、临潼、咸宁、长安五县任知县。光绪末年，受孙中山先生感召，加入同盟会，并创办多家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如缘巨笔，直斥天下是非。辛亥革命后，张先生历任陕西民军政府顾问、山西革命政府财政司司长、国会参议院议员、黎元洪总统顾问、孙中山的非常国会议员、陕西划界大使、段祺瑞政府参政员，孙中山去世后，回到家乡赵城。现在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事迹，但是在当时民国政坛、文坛、军界，他一却是位叱咤风云，“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大人物。那双旧靴子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离任陕西韩城知县的时候，当时36岁的张瑞玑刚在韩城做了两年知县，正要调任兴平。两年来，他爱民如子，若是放在戏文里，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张青天”，离任前夕，韩城父老感念他的恩德，自发组织相送，奉上了一只新靴子，要求张瑞玑将身上的旧靴子换下留作念想。张瑞玑熬不过直肠子的忠厚乡民，只好留下，后来才得知乡民们将他的旧靴子毕恭毕敬地陈列在了城中鼓楼上，还刻下他的姓名。这一桩不亚于古代官员收到“万民伞”的荣耀，张瑞玑在余生中却从不向旁人提及。张瑞玑身为在四书五经，千年礼教的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传统士绅，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极为超前，明澈通透，当时的革命之风尚未吹彻神州，他便能闻弦歌而知雅意。在韩城的两年里，他兴办学堂、师范，创立《龙门报》，为开启民智奠定基址，他还亲自编写了一部《韩城乡土志》，用以发掘儿童才智，陶冶情操。当时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对张瑞玑的种种举措大为赞赏，命陕西各县官吏效仿。其后张瑞玑履任兴平、长安、咸宁等地，每到一处，都会创立新报，宣传革命，还出资帮助外地同志。现在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常用一句话叫“公生廉，廉生威”，身处乱世泥沼，却能一尘不染的张瑞玑便是这样一个正气凛然，无懈可击的模范。他从长安县离任后，长安县商人不满朝廷苛捐杂税，集体罢市，全省官吏自上而下皆无可奈何，陕西巡抚便请张瑞玑回来斡旋。谁料张瑞玑刚到长安，还未出面，长安县的商人们便欢呼“张大老爷回来了！”不再与官府冷战，陕西巡抚愤慨地说,自己一省巡抚还不如一个离任的知县。张瑞玑断案严明，当时还有这么一段奇闻异事。新丰镇发生了一桩劫案，陕西新军士兵王炳耀牵涉其中，张瑞玑念其为革命志士，改死刑为徒刑，后来革命军到达本地想要劫劳救出王炳耀，王感念张瑞玑的大恩，反而蹲在牢里不愿出去。这是一个比周文王“画地为牢”还要鲜活的故事。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方响未落，陕西民军闻声景从，时任咸宁知县的张瑞玑出行撞见民军，民军见是清朝官吏，想要就地杀死，张瑞玑走出轿子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张瑞玑也。”民军便上前参拜致歉。先生也从此将清廷官帽抛掷于地，正式投身革命。陕西民军政府成立，张瑞玑出任顾问院院长，当时的西安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商民纷纷停业罢市，民军政府因此断了给养，军心大乱，有谣言说全省敬仰的张先生遇害了，商民由此痛恨革命军，连连拒绝政府将领的交涉，说“如果能见一见张大老爷，便即刻复业。”张瑞玑被将领们请到市场上，他只站在那里，还未开口便已能让人心大定，民军政府因此渡过危局。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鸠占鹊巢，窃取革命果实的野心路人皆知，他想将秦晋两地不服管束的革命军扣上土匪的帽子，顺手剿灭，却被张瑞玑一眼洞悉阴谋，张瑞玑一封信投到袁世凯的案头，信中对袁世凯一通嘲讽调侃，将其比作“四世三公，冢中枯骨”的袁绍。张瑞玑的坚决迫使袁世凯只能含恨收兵。后来袁世凯裹挟大势，逼迫孙中山让位，张瑞玑又以如刀辞笔将其痛骂一番，袁世凯对张瑞玑恨之入骨又极为忌惮。其后，袁世凯遽然崩殂，曹锟上位，欲以重金贿赂张瑞玑投他一票，张瑞玑严词拒绝。段祺瑞登台，特聘其为总统顾问。年南北和议初期，陕西停战问题如虎当道，亟需公推一位“德望夙著者”充任陕西停战划界专员，为和议清除障碍。南北政府和双方代表把目光聚焦在张瑞玑身上，他成了中外瞩目的风云人物。这年2月到5月，《申报》连续以显著位置对他“骑虎入关”作了跟踪报道，该报总主笔、著名报人陈景韩的时评《张瑞玑》称：“和议之进行与否，悬于陕事之手；陕事之能了与否，悬于张瑞玑之手。”时称，“张瑞玑骑虎入关”。国之柱石，不外如此。在当时的洪洞、赵城两地，流传最广的还是张先生戏耍卢永祥的故事。一条假龙袁世凯，一只恶虎卢永祥都在一介书生的张瑞玑面前铩羽而归。受各种民国影视剧的影响，军阀便是从文人至百姓深畏的恶虎，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在张瑞玑这里，恶虎也只有被戏耍的份儿。卢永祥，民国年间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后来的浙江督军，影视剧里经常会演绎他的儿子所谓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卢小嘉掌掴上海滩青帮龙头黄金荣的故事。辛亥年秋，山西独立，晋军起义反袁，袁门走狗卢永祥带兵镇压，所至之处，无恶不作。而赵城将士最为英雄顽强，赵城人也让卢永祥恨之入骨，对本地的迫害更加残酷，适逢张瑞玑回乡，他又是一封书信对袁、卢二人口诛笔伐，还在赵城南门立起一座跪着的卢永祥铁雕像，上书“山东盗贼、卢贼永祥等字样”以供赵城父老唾骂出气，顺便提笔写下三首诗文，文中将卢永祥骂作“袁氏走狗，满清奴仆”，歌谣迅速传遍全国，当了把秦桧的卢永祥颜面扫地，只好请人说情，张瑞玑置之不理，卢永祥只好深夜派人毁掉了铁雕像。这三首痛骂袁、卢的诗文直到四十年代还在学堂中被作为学生的启蒙教材，文采之佳，可以想象。张瑞玑除了品德、文章、书画名称当世外，他的战略眼光在当时也少有人及，每每发表对世界格局和国家现状，未来路途的剖析往往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令人叹服。革命失败后，张瑞玑心灰意懒，只携书卷数百箱返乡，在赵城老宅，号称“小观园”的谁园中立起一座藏书万卷的小楼。从此寄情书画，著书作文，不再出仕。但每每有革命志士途径山陕两地，前来拜访，他必倾囊相助，不遗余力。他在诗文中写道“射虎斩蛟两不能，只能饮酒读离骚”。谁园中有楹联一副“我醉欲眠休再提东亚风雨西欧潮流，客来不速有几个黄山衫侠士白发逸民”。身虽老朽，但是对侵略者的愤恨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却老而弥辣，如朝阳喷薄欲出。谁园又为什么叫谁园呢？先生曾在《谁园记》文中说明。“窟人倦游归，屋后有隙地，围以短墙，将莳花种树，游息其间。客曰：是园也，洒可无名。野人曰：嘻，吾乌乎名之？昔李记洛阳名园一十九，周密记吴兴园林三十五，当时已半易其姓，今则并遗趾没矣。野人以一穷措大，兵火馀生，躬身乞花磊为娱老记。今年四十有二，再十八年则六十，再二十八年则七十矣。野人必死，未死以前，幸而老守此雷锋，虽突饿不肯转鬻。再传而及吾子孙，又及吾子孙之子，安可保也？穷而变也，则没于官；穷而常也，则鬻于富。此事之所恒有，亦理之所必至，无足怪也。况至于子孙，子孙已非我矣，子孙之贤否不可知。以理揆之，荒洒乐游如野人者，当亦不能世见。不待百年，则地必荒，墙必圯，亭可花木必倾折枯死，野人亦魂魄游荡不复从而护之，将并园而无矣，又何有于名！然则是园也，始基未成，而终局已定，野人不敢自命为地主，姑借此携酒招朋友以消磨垂老之光阴可已。至将来之主人为谁？其伤我薪木、毁我亭榭者又为谁？野人不能知，亦不暇计也。吾乌乎名之，名之曰谁园，可乎？客抚掌而笑曰：善。”这篇名文至今还有不少当地人可以背诵。今世名园名院名府大多冠以主人姓氏，宣示主权，张先生之磊落豁达足称超迈当时。千秋之后，此园谁属已经不重要了。但我们永远记得它曾经的主人。上世纪末，当代著名书画家，艺术巨匠董寿平先生在与友人谈及张瑞玑时，说“我们洪赵人，在历史上没出过奸臣”。董寿平之父董维藩与张瑞玑在当时并列为洪洞书画界双璧。年，适值张瑞玑八十诞辰，他的儿子小衡（亦称筱衡）给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洪洞人）写信，愿意把谁园十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省里汇给张家元，小衡谢绝，全部退回。这十万卷藏书中有一部书被紧急送往北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它就是《红楼梦》甲辰本，当今红楼梦程排甲本和以后的各刻本前八十回的祖本。文章素材主要来源：洪洞县卫洪平先生《张瑞玑其人》一文，及洪洞县李翔德先生《赵城“谁园”和其主人张瑞玑》一文。 桐国校书郎 长按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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