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盟国对“轴心国”战争迎来转折，各战场盟军均获重大胜利，其中中途岛海战尤为关键，日本海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消息抵渝，民众一致欢呼，对抗战胜利的期盼更为热切。

军统头子戴笠对这些无感，并非因他不悦，实则他的心思未在这些问题上。

戴笠身为军统领袖，具备强烈的危机意识。

他明白，军统今日之成就非他个人能力所及，而是抗战时势使然。抗战若终，军统失却目标，价值必减。届时，他前路何在，心中忧虑。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坛将进行权力再分配，他这类形象不佳的特务头子，将何以作为参与权力角逐的筹码？

若蒋氏持续掌权，凭其多年忠诚，或许能保一席之地。但蒋氏若失势，那些视己为敌的大佬们定会趁机打压。

即便无上述顾虑，仍有隐忧。戴笠深知蒋氏会“卸磨杀驴”。若不提前规划自身与军统前途，结局必惨。

戴笠决定组建政党并自任党首，以图在日后政坛角逐中占据一席之地。

理想虽美，现实却瘦。戴笠意识到，手下虽人才众多，但在组建政党时，竟无人能胜任理论研究与设计。

戴笠无奈，转而从犯人中寻觅人才，因自己手下缺乏此类专长者，故退而求其次。

戴笠令周养浩于息烽秘密组建一机构，类似研究会，成员精选自集中营内文化人士。

文事需配武备。研究会虽已成立，戴笠觉不足。身为蒋氏亲信，他深知武力重要，故又采取两项措施：

其一，需加速竞争海军领导权的掌控，确保在海军建设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军统与梅乐斯合作时，戴笠欲争海军领导权获美海军高层默许，条件是军统协助美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2战场，以换取日后美海军的支持。

其二，联合实力派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作为外部援助。

胡宗南当时统治西北，麾下兵力近45万；汤恩伯虽崛起较晚，却发展迅速，至年，其兵力亦接近40万。

这两人掌控的兵力近蒋氏嫡系三分之二，若得他们支持，未来政坛地位将固若金汤。

确实，若戴笠达成计划，则内建政党，外得胡宗南、汤恩伯支持，并掌握海军领导权及庞大特务系统，蒋系内部将无人能与之匹敌。

戴笠虽思虑周全，却遗漏了关键一环：此举能否获得蒋氏首肯？

戴笠权势显赫，军统肆意妄为，但在蒋系内部，钱大钧与陈诚两人并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钱大钧资历深厚，对军统特务从不宽容，遇之轻则严斥，重则动手。特务们受辱后到戴笠处诉苦，戴笠无奈，仅能安抚。

陈诚行事不似钱大钧那般直白，但其方式更令军统感到棘手。

陈诚对付军统的两大策略为：一是实施不定期的突击检查，以此作为监管手段。

陈诚居所近军统办公地，为归家必经之路。他常突击检查军统水电，一旦发现灯火未熄，便严厉斥责。

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深受其害，无奈下，每逢陈诚在重庆，便派特务沿途监视其归家路，一旦发现陈诚返程迹象，即刻上报。

这一面需即刻关灯，或众人归位，假装正在加班，展现勤奋工作的姿态。

此非大患，虽令军统苦恼，尚能忍受。然而，陈诚的另一项安排，却令戴笠极为愤恨。

当时，军统的核心职责是在各部队渗透特工，以此实现对部队的有效掌控。

胡宗南与汤恩伯作为戴笠盟友，对军统在内部安排人员无异议。

陈诚在部队内部另行建立了特务体系，明确拒绝军统的介入。

当时，张学良、胡宗南和陈诚三人，是唯一能在部队中建立独立特务系统的存在。

东北军特务系统随张学良被软禁而消散。胡宗南另建军内特务系统，得蒋氏默许，且与戴笠军统合作。陈诚建特务系统防军统渗入，不会同意军统进入。

陈诚的资历与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戴笠难以撼动，尽管戴笠对他深恶痛绝，却也束手无策。

陈诚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戴笠为小学员；任第十八军军长时，戴笠仍单干。且陈诚为蒋氏干女婿，忠诚于蒋，戴笠自然不敢招惹。

戴笠虽表面上不与陈诚起冲突，却并未停止在私下对陈诚进行谋划与算计。

戴笠认为陈诚人缘欠佳，除对蒋氏忠诚外，他排斥蒋氏重视的其他将领，如称何应钦为“烂好人”，显示其不屑态度。

陈诚讥讽白崇禧“小聪明”，胡宗南“无真才实学”，汤恩伯“应严惩以振士气”，自评则称“仅擅盯梢，善攻讦诬陷”。

陈诚视蒋氏周围为“洪洞县无好人之地”，自比为“千顷地中唯一苗”。

戴笠与那些被陈诚贬得一无是处的人关系良好，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陈诚的不满。

戴笠深知，蒋氏之后，陈诚极可能接任。若此人，对自己极度不满者上位，自己前途堪忧。

俗话说，防贼易，防贼心难。戴笠虽避与陈诚正面冲突，却暗中窥伺。年冬，戴笠终获一几乎可置陈诚于绝境之机。

年10月，枣宜会战失败后，蒋氏决定新设战区保卫重庆。他任命深受信任的陈诚，从第9战区司令长官转任新成立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

当时，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重庆内部弥漫着严重的悲观与失败主义情绪。

第6战区年轻军官担忧前途，认为抗战失利因蒋氏身边多昏庸腐朽官员及降日将领。他们主张军事行动，清除这些人，换上爱国清廉、踏实之人。

作为第6战区的军官，这些军人皆视陈诚为能辅佐蒋氏的理想人选。

这批人明白，身为小人物，力量微薄。为达“清君侧”目的，他们需增强自身力量，并寻求外部支持。

为此，这批人利用陆军大学深造之机广泛联络，同时，通过在华美军军官训练中国部队寻求外力支持。

史迪威对蒋氏早有不满，果然对这份旨在清除身边奸佞的计划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史迪威的观念与这批青年军官相左，他们的意见存在分歧。

青年军官欲除昏庸如应钦，换清廉能干如陈诚辅蒋，而史迪威则计划直接撤换蒋氏。两者策略迥异，均意在改善局势。

这些青年军官尚显稚嫩，尽管第6战区表面无军统身影，然而私下里，军统势力却渗透至各个角落。

不久，戴笠获取了那份旨在“清除君王身边奸佞”的计划。

戴笠获取计划后，并未立即行动，反而将其压下，此举颇为奇怪。原因何在？

尽管戴笠与陈诚有私怨，但此事为公事，戴笠抓捕相关人员，陈诚亦难以置喙。

戴笠持不同看法：

戴笠获取的“清君侧”计划仅为初步草案，缺乏实质性的核心内容。

其二，发起“清君侧”行动的军官多为青年军官及陆军大学学生，他们大多未掌握显著兵权。

其三，所谓“清君侧”的行动，其目标并非针对蒋氏，而是另有其人。

其四，无证据表明“清君侧”计划由陈诚幕后策划。戴笠无法掌握陈诚把柄，事发后，陈诚也能以不知情为由全身而退。

戴笠决定暂不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他计划静观事态变化，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后续决策。

若“清君侧”计划仅限于第6战区，戴笠难以掌握全局，因军统力量在该区薄弱。青年军官保密严密，军统仅获初步且不完整的计划，后续无更多收获。

年2月，陈诚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陈诚接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后，从第6战区调集众多亲信军官至云南楚雄，以组建远征军司令部。

云南与第6战区不同，军统云南站势力强大。很快，军统便获取了“清君侧”计划的详细内容。

戴笠阅后甚喜，计划动手时间为年12月12日，恰与张、杨“西安事变”同日，意义非凡，暗示此行动或又是一次“兵谏”。

此时，戴笠判断打击陈诚的时机成熟，随即携相关资料向蒋氏进行汇报。

蒋氏闻讯后勃然大怒，随即指令戴笠即刻着手实施抓捕行动。

此次抓捕行动对陈诚“土木系”造成重大影响，涉及多名青年将校被捕。

戴笠即刻审讯首领，旨在两事：探明“清君侧”计划详情，及逼其供出幕后是否陈诚。

陈诚确实对此毫不知情，青年将校们也拒绝诬陷他，这一情形令戴笠深感失望。

戴笠虽对陈诚失望，却收获了意外惊喜。

审讯中揭露，史迪威私下支持这批青年军官。

戴笠迅速行动，即刻将所得消息上报给蒋氏，丝毫不敢有所懈怠。

蒋氏与史迪威关系本不佳，因美援尚能维系。此次事件致蒋氏失耐心，不顾外交礼，正式电告罗斯福，要求撤史迪威职。

史迪威屡请见蒋氏欲作解释，但均被蒋氏回绝。

事态升级后，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及蒋夫人、孔夫人相继出面，着手进行调解，以期平息纷争。

开罗会议即将召开，罗斯福未采纳丘吉尔反对蒋氏参会的建议，此举对蒋氏而言是有利的。

因此，经众人苦劝斡旋，蒋氏最终勉强同意史迪威上门致歉。

蒋氏完成外部事务后，转而着手处理内部事务。

蒋氏认为，美方参与“清君侧”计划，孔、宋两家因关系密切，负有重大责任，且可能直接涉足此次行动。

蒋氏在不知情与知情不报间，更倾向后者，于是，对孔家与宋家的打击随之展开。

宋子文作为国府的外交主管，当时负有陪同蒋氏前往开罗参加会议的职责。

蒋氏因宋子文涉嫌在“清君侧”事件中知情不报，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

宋子文心生不服，与蒋氏激烈争吵。愤怒之下，蒋氏踢中宋子文腹部。宋子文愤而离职。

据传，国府外交机构就琉球、越南等问题的处理方案存于宋子文外交文件袋中。宋子文愤而辞职后携袋离去，未予上交，导致蒋氏在开罗会议上对两地归属判断失误。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观点，用于阐述问题，并不构成定论。

此次事件后，蒋氏确实开始削弱孔、宋两家在政坛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

解决孔、宋两族事务后，蒋氏接着将注意力转向陈诚。

虽无证据表明陈诚涉“清君侧”事件，且蒋氏极信陈诚，但事发于6战区和远征军，作为长官，陈诚仍难逃其责。

蒋氏于开罗会议前决定，撤销陈诚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并任命卫立煌接替该职位。

对外宣称陈诚因胃病复发需休养，而非透露真实原因。

自陈诚追随蒋氏崛起，虽蒋氏两次离职，陈诚地位未动。然此次事件致陈诚于年11月至年6月间，闲置长达7个月。

年6月，戴笠欲在政坛大展拳脚之际，陈诚被蒋氏复用。因豫中会战中，戴笠盟友汤恩伯败于日军，失地严重。蒋氏无奈，只得重召陈诚。

戴笠借“清君侧”事件重创陈诚，却未能撼动陈诚在蒋氏心中的地位，结果令其深感失望。

在“清君侧”事件中失去众多青年嫡系的陈诚，对戴笠同样抱有极深的恨意。

尽管因“清君侧”得罪陈诚，豫中会战败后失汤恩伯支持，政党也如“马尾提豆腐”，但戴笠仍不死心，致力于成为海军首脑，四处谋划奔走。

年3月17日，戴笠梦想成为海军总司令，但最终在戴山遭遇挫败，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