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中南部的宋元舞台

丁明夷

中国戏剧发源甚早。在唐代，已有所谓“歌舞戏”与参军戏”。宋代有南北“杂剧”。至金、元时期，则突破宋杂剧早期以诙谐为主的程序，而发展为以人物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这就是金代“院本杂剧诸宫调”和元曲，即元杂剧。

山西，特别是山西中南部地区，在历史上戏剧活动就相当盛行，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发源地之一。远在唐代，就有一种叫做“踏摇娘”的地方戏流行在河朔一带（黄河以北地区）。这种戏有歌、舞，白，还有管弦伴奏。宋代，山西泽州人孔三传首创“诸宫调”①。金代最重要的文学著作《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董解元，或谓就是山西人②。我国现存的诸宫调，其中《西厢记诸宫调》和《刘知远诸宫调》就是描写山西平阳地区③的故事。《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平阳地区的蒲州，刘知远就是从山西起家的儿皇帝。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戏曲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也是在平阳地区刻的。元代，更在综合和继承前代艺术形式，如宋杂剧，金院本和宋，金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元杂剧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出现了我国戏剧史上繁荣发达的时期。山西不但是元杂剧早期形成、发展的重要基地，而且是元杂剧的作家辈出的地方。元人锤嗣成《录鬼簿》卷上所列举的作家五十五人，除了泛指大都的外，其中注明平阳籍的有六人：石君宝，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于伯渊、郑光祖。此外，李行甫（绛州人），乔梦符（太原人），也是当时杰出的作家。元杂剧作家的一些作品中，使用晋南土语方言很多。因此，《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作家北人之中以平阳为最多……则元初除大都外，此为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也。”④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山西至今留存下来的许多有关戏剧舞台方面的文物。这些文物表明，适应着戏剧发展的需要，从北宋初年开始，山西（特别是中南部）的农村中就建立了砖砌木构的固定舞台；至金代，连墓葬中也出现了舞台作场的雕饰。元代农村中舞台建立更为普遍，出现了描绘包括演员和场面人物十一人以及一整套砌末（道具），伴奏乐器、演出服装等的盛大演出场面的壁画。许多戏班在民间到处演唱，今天也留下了他们的遗存。对于这些珍贵的戏剧文物，加以系统的整理研究，不仅对于山西地方戏剧史的了解会有所帮助，而且对于中国戏剧起源和发展的了解，也有一定的意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记述山西中南部宋、元（包括金）时代的舞台文物。兹按年代顺序，分述如下，以供研究戏剧史的同志们参考（图一）

一、万荣县（原万泉县）桥上村原有一座宋建后土庙，抗日战争中全部毁于日寇。从该庙现存宋天禧四年（公元年）五月、十五日所立《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庙记》碑的碑阴记载中，可以得知这座后土庙规模很大，有大殿、真武殿、二郎殿、娘子殿、六甲殿、崔相公殿、舞亭以及后宫、中三门、大门楼等多处建筑，碑文中记载了各处建筑负责人的名字，一般的二至五人不等，惟有“修舞亭都维那头⑤李廷训等”十八人，为数.最多，可见对于修建舞亭的重视及其规模了。至于舞亭的修建年代，据碑阴文中称：“（景德二年）后乃三载之间，庙貌完备”；该碑正文中又称:“一之岁板筑之功设，二之岁瓦木之用兴，三之岁堂殿之修备，四之岁塑绘之像成”，可知这座舞亭始建于景德二年（公元年），落成于景德四年前后。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修建砖砌木构舞台的史料（图二）。

二、沁县原有一座宋建关帝庙，现已不存。仅存宋元丰二年（年）所立《威胜军关亭侯新庙记》碑。碑阴文中称：“神虎第七指挥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至熙宁十年三月内回到桂州南荔浦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⑥立庙。元初出买地基钱一百七十三贯文……所有殿宇系众合营修盖，其合上石，姓名如后。周围地基深三十七丈五尺，广一十一丈四尺，正殿三间，舞楼一座，南北廊上下共二十间。”此一“舞楼”，系北宋熙宁末至元丰初（一1脆年）修建是无疑的了。

三、据山西《洪洞县志》记载，该县伊壁村东岳庙有金大定八年重修露台碑。这种“露台”，是古代舞台的又一名称。从“重修”的文意看，这座露台修建后非有一定时间的自然破坏或遭变故，是不会重修的。既称“重修”，则露台的创建当为更早，很有可能早至宋末。

四、侯马金大安二年（年）董氏墓北壁上，有一座砖砌仿木构的舞台。台上有五个砖雕戏俑。舞台上竖两根小八角柱，上托普拍杭，施斗棋三朵，补间铺作的大斗上伸出一个昂嘴。正面歇山顶。台沿、檐椽及脊饰的雕饰均甚精细⑦。

五、临汾县东亢村圣母祠，原有金代舞台一座，现已不存。据其尚存碑记看，这座舞台兴建于金兴定二年（年），元至治二年（年）重修过。

六、万荣县太赵村稷王庙，原有一座元代舞台。大殿为元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梁架上有“大元国至元二十五年重修正殿功毕”的题记（图八）。大殿前原有舞台一座，台基中心横嵌一块小石碑，上刻有“舞厅石□（碑？）”一个标题，正文是：“今有本庙，自建修年深，虽经兵革，殿宇而在。既有舞基，自来不曾兴盖。今有本村□口口等谨发虔心，施其宝钱二百贯文，瓶建修盖舞厅一座，刻立斯石矣。皆（时）大朝至元八年（年）三月初三日恩建。壊匠李记。”按蒙古忽必烈于至元八年十一月，才宣布“大元”国号，当时南宋尚未灭亡。这个舞台，可说是宋元之间的一个建筑。可惜的是，舞台的面貌，自“民国”初年重修后，已失去宋元的旧观。现存舞台，梁架上有“民国”十年“创建歌舞楼一座”的题记，再从庙中“民国”十三年《重修稷王庙戏楼碑记》中所记:“将戏楼移建与午门连接”看，确实将原有舞台移建重修了。值得一书的是，这位“博匠李”，他用不大通顺的文字，把建舞台的原因、时间、价钱，很清楚地留给了后人（图三）。

七、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原有一座元代舞台。庙在抗战期间被阎锡山匪军全部拆毁，唯有元代舞台前面的两根石柱尚存。柱为小八角形，高3.4米，下宽33厘米，上宽27厘米。桂顶部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大德五年（年）三月清明。施钱十贯。"石柱上还有元代挪移舞台的记载：“盖闻风伯雨师之殿……展修庙庭，抽梁换柱，移那舞厅，瓶建缠腰……。皆大德五年夹钟辛未朔，箕生十有二叶谨志。”这个挪移的舞台，从石柱刻文看，其创建当在元大德以前。该庙缠腰元至大二年（年）碑的碑阴有:“重修舞停都维那头杨李（村名）张德顺”的字样，似为当日挪移后，时隔八年才又重修的。

八、临汾县魏村西牛王庙，现存舞台、献亭及大殿各一座。舞台坐南向北，平面方形，东西宽6.6米，南北深7.1米，台基高1.4米。台前竖有两根小八角（方形抹角）石柱。单檐歇山顶，柱头铺作为五铺作重桃双下昂计心造，补间斗拱两朵，亦作五铺作重桃双下昂计心造。台前的两根石柱，西柱上刻有阳文:“蒙大元至元二十年（年）岁次癸未季春竖。石泉南施石人杜秀。”柱顶部刻有阴文:“交底都维那郭仲臣。”东柱上刻有阳文:“维大元国至治元年（年）岁次辛酉孟秋月下旬九日竖。石匠赵君王。”柱顶刻有阴文：“交底众社人施石柱一条”，柱西抹角下部刻有阴文:“交底村都维那郭仲臣次男郭敬夫。”两根石柱的形制及文字刻法完全相同，但所刻年代，却相隔三十八年。这很可能因为中间经过大德七年（年）的大地震，将庙震毁。地震后利用了残存部分构件及石柱一根，又仿照原存石柱另立一根，重建起舞台的⑧。庙内清代碑记称，西牛王庙始建于至治初年，亦可作为证明。这座舞台，后来历代重修过。清代重修变动较大。在原来方形舞台的前面，向前加以扩建。部分斗横、阑额、平梁以上的结构及瓦件等都有过变更。解放初，又在扩建的舞台前修了一个新式的水泥台面（图四、一三、一四、一五，图版柒：2）。

九、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东壁上的元代戏剧壁画。画上横额正楷书写:“尧都见口（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泰定元年（年）四月曰。”画面上可以看出是方砖铺地，砖砌台基，很明显，这座舞台也是砖砌建成的。

十、芮城县东吕村原有一座元代“露台”，现仅存元致和元年（年）《瓶修露台记》石碑一块⑨（图五）。

十一、洪洞县景村牛王庙，在临汾魏村西牛王庙北一里许。二庙的布局相同。此庙侧脚和收分很明显，可能也是元代的原物亦由舞台、献亭及大殿等建筑组成。这座舞台现已不存，台前两根小八角石柱尚在。石柱高3.3米，下宽43、上宽36厘米。东柱顶部刻:“施石柱人曹村张子敬冯子通同施石柱。”下部刻：“至正二年（年）岁次在壬午。”东抹角下部刻：“砌匠卫彦深”，西抹角下部刻：“南北曹村施殿载石车牛人工张惠等。石匠杨五、杨十。”西柱顶部刻字已漫滤不清，西抹角下部刻:“南北曹村施殿载石车牛人工任伯川等疽两根石柱距离为6.5米，至后墙距离7米，可见原亦为方形舞台，与魏村舞台大小相同（图七、一六、一七）。

十二、临汾县东羊村东岳庙，现存舞台及大殿各一座。台坐南向北，方形，东西宽7.15、南北深7.5、台高1,75米。台前竖有两根小八角石柱，复莲柱础，柱上浮雕出童子莲花等纹饰。西柱顶部刻有：“本村施主王子敬男王益夫，施到石柱一条，众社般载⑩。元至正五年（年）月曰。本村石匠王直、王二。”这座舞台及大殿，基本上是元末遗构，形制、构件，特别是内檐斗棋和梁架，还是元代手法。后清代及“民国”年间重修过，舞台前部向前扩出，修建了卷棚顶及扇面墙，斗棋及梁架结构。（图六、一一、（图九、一O,图版柒：4,封底）。

十三、石楼县张家河村殿山寺，有一座元至正年间重修过的舞台。台坐南向北,平面作方形,东西宽4.6、南北深4.76、台基高1.8米。创建年代已不可考，元至正年间重修后，明清又重修过。清光绪三十年重修后，梁架、斗桃及其他构件多有变动。斗棋的部分构件，还保存着元代手法，如部分假昂、耍头和令棋抹角。令桃抹角的作法，在山西是元中期以后流行的。

十四、万荣县西景村东岳庙，按当地人记述，是金大定二年（年）所建，庙原有舞台，抗日战争期间连同该庙全部毁于日寇。舞台台基原嵌一块小石碑，文曰：“施缘功德主本老王二男王九，同发善心，于岱岳庙内舞厅基周遭压基台石，四面般载施功就是在舞台台基原有的基础上，砌按石条。这是又一个元代重修舞台的记载。

十五、万荣县四望村后土庙内，原亦有J座舞台，毁于日寇。当地人传说，西景村舞台是仿照这座舞台兴建的，因此这座舞台的创建年代，当比西景村更早。现存照片系年前北平国剧陈列馆所摄（图一八）。

从上述至今留存下来和已经拆去的舞台看，说明山西戏剧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它自己的传统。中国最早的舞台记载，见于宋代东京的还叫作“勾栏”、“看棚”之类，但是在山西中南部的广大地区，这种固定的砖砌木构的舞台，从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固定舞台的存在，说明山西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戏剧活动。这种戏剧艺术的传统，就它的积极因素来说，从宋元以来一直繁衍到现在，成为后世许多地方戏种的前身。今天山西的上党戏、蒲州戏和更为古老的“饶鼓杂戏”，也正是沿着这一系统发展下来的。

山西戏剧艺术的发达，有着它的历史条件。历史上，山西平阳是政治军事的重要地方。平阳地区所辖，金天德以前包括蒲州在内。《读史方舆纪要》称：“唐复曰蒲州，开元八年置中都,升州为河中府。”金灭北宋，元灭金，都是先取平阳，以此为根据地而侵占关中汴洛。元初立中书省，统河北、山东、山西地，谓之腹里。明末李自成也是取平阳，再攻入北京的。可见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性。金元以来，平阳又是北方的重要文化中心。金代平阳人毛麾创“平水官韵”，即以平阳音韵，通行全国。元曲上采用的“中州音韵”，也大体未超出“平水官韵”的体例。元初，立经箱所于平阳。《元史太宗纪》称：太宗八年，“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世祖至元二年，“始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随着文化中心的迁移，杂剧活动的中心也可能随之由平阳移往大都。因此，可以说至元初以前是元杂剧形成的早期阶段，而平阳是其繁盛之地。经济上，金元时期，山西中部以南生产恢复很快，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平阳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地区，那里生产纸张，官家和私家刻版印书也很盛行。由于以上多种原因，就促成了戏剧艺术在山西的繁荣发达。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我们从上述万荣县太赵村“埼匠李”关于兴建“舞厅”的朴素的叙述中，从西景村“石匠西胡村费卜”关于重修“舞厅”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这些“石匠”、“埼匠”、“砌匠”等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创造、发展、完善舞台这一戏剧艺术的重要手段的。劳动人民不仅喜爱杂剧，创造了舞台，而且还能演出。《元典章》中就明白记载过这样的事实：“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书兵刑部承奉中书省札付，据大司农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头店，见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为此本县官司取讫社长田秀井、田拗驴等，各人招伏，不合纵令侄男等攒钱置面戏等物,量情断罪外，本司着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司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是为长便。乞照详事，都省准呈，除已札付大司农司禁约外，仰依上施行”。（《元典章》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农民不仅能“自搬词传”来唱，而且还要“攒钱置面戏等物”，进一步购买行头来表演To这也反映出当时杂剧的盛况，以至统治者下令进行干涉。广胜寺戏剧壁画中“尧都见口（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以及万荣风伯雨师庙舞台石柱上“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等字句，也可以说明当时有许多“行院”的杂剧班子在各地演唱，而且深入农村演出，受到欢迎的情景。我们从山西中南部的农村，宋代特别是金元以来普遍建立舞台这一事实看，当时舞台的建立，不仅是在重要商业都市之内，而且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这说明当时的戏剧除了娱神和为统治阶级消遣的一面外，还有受到劳动人民喜爱的一面。无论是舞台，还是戏剧艺术，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是，统治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享受文化的权利。戏剧艺术及其从属的舞台，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戏剧舞台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而统治阶级却利用它来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使之成为维持和巩固他们统治的工具。正如毛主席指岀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蛆们统治着舞台。”

在伟大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闪耀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光辉的革命样板戏，把中国旧戏舞台上长期颠倒着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下面，我们就有关舞台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记载，试谈一下舞台演变的大致过程。

中国戏剧舞台的建筑，历史是很悠久的。从考古的发现看，北宋初年即已有了砖砌木构的舞台建筑。这就说明北宋以来的建筑艺术，除了建造庙宇房舍外，还适应文化发达的需要，而开始建造有一定规格的固定舞台。舞台形式的进步，反映了戏剧艺术的发展。没有戏剧艺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岀现这种舞台的。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民间即已有“戏场”、“歌场”之名，是百戏、讲唱、戏剧等表演之地。元稹《哭女樊四十韵》中“腾踏游江舫，攀缘看乐棚”，此“乐棚"似即为早期舞台。这个名称,金元时期仍保留作为戏场的名称。如《秋涧乐府浣溪沙》中“赠朱廉绣”云:“满第4期意苕华照乐棚，烟花南部旧知名”。宋代关于舞台的记载更多。如《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中就记载了北宋末年汴京（开封）的勾栏演出情形：“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种可容数千人的勾栏，用以专演杂剧，是在平地上围以低矮的栏杆，作为舞台面以与观众席相区别，还不曾构成高于地面的舞台。后来，又把舞台靠后的一面栏隔起来，成为三面突出地对着观众。元代的舞台，已较进步。元初杜善夫《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垒垒团电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面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这里所谓“木坡”，似为较平地稍高的客座。“钟楼模样”，则或指舞台。这种舞台，既像钟楼模样，可见已是下有高台上有顶盖的一种建筑了。《水浒传》第一。四回中写道，话说当下王庆闯到定山堡，那里有五六百人家。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这段文字，应该是反映元代的舞台情形的。它说明：当时在农村中已建有舞台，还搭了高出地面的台子。但这种舞台，是临时搭成的，四面都有观众，舞台在演出场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露台”的记载。《宋史》卷一四二，乐十七中：“每上元观灯，搂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栅上用散乐女弟子舞，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其上，伶官奏乐，称念口号致语。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伎。”这两段记载，说明这种露台不只演戏，各种技艺都可登台献演。《东京梦华录》巻六“元宵”条下又记载:“楼下用杭木垒成露台一所，采结栏槛，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幔头簪赐花，执骨朵子，面此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百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百姓山呼。”这就明白写出露台是用枕木垒成，台上有栏槛，观众在台下看戏。元杂剧《刘千病打独角牛》（尾声）中："着那厮拳起处我搬也过可又则一拳，打下那厮班石露台”，则似又指露台是用石料砌成的。《梦华录》卷六“十六日”条下:,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下：“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露台上设置乐棚，说明所谓露台就是露天舞台之意。尽管后来舞台形式发生变化，但这种舞台的名称一直沿用到金元。洪洞伊壁村金代《重修露台碑》和芮城东吕村《瓶修露台记》就是两个例证。

总之，中国舞台演变的大致趋势,就是：由平地上演出到建立高出地面的台子；由上无顶盖的露天舞台到有屋顶的舞台；由演出面的四面观到一面观。万荣太赵村稷王庙舞厅石碑中“既有舞基，自来不曾兴盖”的字句，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所谓“舞基”，也就是上无顶盖的“露台”。所谓“自来不曾兴盖”，其中包含了早应在原有“舞基”上兴盖有屋顶的“舞厅”而未得兴盖的遗憾。这说明舞台本身的进步，是随着长时期的戏剧发展而产生的。舞台演出面由四面观到一面观的演变过程，我们从山西有关舞台的碑记中可以寻到一些线索。碑记中的舞台名称，先后有“舞亭”、“舞楼”、“舞厅”、“舞停”、“乐楼”、“乐台”、“戏楼”等。现知最早的碑记名称叫“舞亭”。顾名思义，“舞亭”就是建筑在“露台”或“舞基”上面的舞台，台在演出场中心，可供四面观看。这和北宋早期以勾栏为中心的广场式演出情形是吻合的。后来，发展到“舞厅”，就是三面拦隔，一面对着观众了。这种由“舞基”而“舞亭”而“舞厅”的发展，说明随着形式的发展变化，而名称也逐渐不同。这也是研究戏剧史应注意的一个方面。

从山西省的古代舞台中，不但可以反映出舞台本身的演变过程；而且为研究山西戏剧史和中国戏剧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可惜的是，这些古代舞台多已不存。其所以不存，除了年代久远、自然破坏等原因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破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我们所知道的，万荣县太赵村稷王庙、四望村后土庙和西景村岱岳庙的舞台，都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毁坏的。万荣县风伯雨师庙的舞台，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阎锡山匪军拆毁的。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破坏的罪行。解放后，我国政府对于山西丰富的戏剧文物，进行了认真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例如侯马金墓舞台的发现；洪洞广胜寺戏剧壁画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项重要内容;临汾县魏村舞台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这说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为保护和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创造了优越条件。

这里介绍的，只是山西省的部分戏剧舞台文物。山西地上和地下的古代文物很多，就中有关戏剧方面的文物，除了上述舞台遗存外，尚有新绛县寨王村砖雕仿木构墓中砖雕的五个戏俑、芮城县永乐宫披云子石棺戏剧雕刻等，与侯马金墓戏俑、洪洞广胜寺戏剧壁画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研究戏剧史的珍贵资料。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还可能发现更多更好的戏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