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文｜于真

编辑｜夏天

《共和国早期故事》编辑约我写稿，说说当年入了另册，处于社会最底层时的生活与经历。但我近来心境大有改变，“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成了我的基本生活态度。这里只把些片段的趣事写出来，让读者“品味开心”。

十、同班认舅

大概是我的改造进入第13个年头，我所在混凝土预制班来了八九个新从广济县招上来的工人。这些小伙子个个生龙活虎，是经受了文革洗礼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个面目清秀、文笔不错，闲下来时不贪玩、爱看报看书的。他也很快发现这里有一个中年人，天雨歇工，大家都在打扑克，只他呆在一旁，一声不吭，看他的书。别人不动他先动，别人先休息他后休息，打水勤杂无不由他承担。这个人自然就是队里交待给他们要监督的老右派——我啦。

那个年青人一方面对我保持着政治警惕性，一方面又觉得这人没有什么要监督的地方，甚至产生了怜悯之情。大家午休，他还在给预制板湿水；在大热天，竟然钻进搅拌机里去“叮铛”、“叮铛”地敲打粘在机壳上象石头般的结疤。这是哪个人都不愿干的。他们之间通过半年多的观察，渐渐地有些接触，尤其是读书报的时候，有些问答式的交谈。我只是觉得这个青年有见地、有出息、能谈得上话，但也怕是个钓鱼的。

在那个年头，与五类分子接触是有风险的，沾上一点，就有断送前途的可能。他考虑政治，很有节制；我出于自卫，十分谨慎。但在暗暗的交往中，年轻人总把这个右派同他母亲曾提起读清华当过兵的堂舅联系起来。放假回家，他忙问母亲她那个不知下落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妈妈告诉他，小名叫仁宝，学名叫肇仁。长相特征是矮矮胖胖，可三十多年了，晓得变成什么模样。年节后上班，他开始了新一年的探查。

这一年，他偶尔在许多场合问些看来不经意的然而是实质性的问题，如“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黄梅人”。“哪个村子里的呢?”“是大河铺的。”我有意回避老家王家枫树——这个地主的老窝。在多次试探中，最关键的一次是他问：“你原来就姓于吗?”我说是随母亲姓，“那你读书时姓什么?”我这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我改姓名是参军后，那时南方没有解放，组织上提出可以改姓名以免国民党找我家的麻烦。转业后再没必要改了。

终于有一天，他问起王镇安这个人我是否听说过。我答：“听说过。”我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他?”他说：“我妈妈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些往事。”话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彼此都有心病。王镇安——那不就是我的二伯父吗?土改中被镇压了的，也就是他的外公。对他来说，这个舅舅是确定无疑的了。

此后他还借到城里买书的机会到过家里来玩，认识了我的全家四口人。可我还没有意识到他是我的亲人。但当他再次回家跟妈妈讲时，他妈妈好高兴：仁宝找到了。因为我们不仅是姐弟，而且还在九江同过一年半的学，不过弟弟高中毕业，姐姐才初中毕业。她很喜欢我，怎能不高兴呢?

第三年，他感到必须要挑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怎样能挑明又不产生副作用？他选择又一次买书的机会，在新华书店门前，他深情地说：“舅舅，我们的戏不要再演下去了。我的妈妈叫王安保，你是我的舅，至今我还没见过一个舅舅呢！”在当时，我们相约关系不公开并严守秘密。他在队里暗里帮我说点话，我也同往常一样，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这种关系一直到我平反离开武钢，也没几个人知道。

“无巧不成书，无缘难相见”，京戏里的“庵堂认母”是编出来的。我们这出活生生的“同班认舅”的戏不就在无须编剧和导演的情况下演出了吗？不过剧中角色的心是如此苦涩，又是何等的悲喜交集啊!

十一、一次摘帽与三次平反

“帽子掌握在群众手中，随时都可以再戴上去！”听到这句话，心里凉了半截。以后又出来一个新头衔，叫做“摘帽右派”。在文革中，那些“摘帽右派”自以为是人民，跳了出来，忘乎所以，结果和走资派同样遭到毒打和批斗，但走资派还是不屑与右派为伍。

我十分庆幸我仍然是死老虎，落得个“右派生产”的自在。结果在我的干校学生当支部书记任上的年，终于摘帽了。自己也改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例如，穿着破棉袄，戴个旧草帽，皮肤黧黑，两手老茧。试着问路上人我什么出身，答你是拉板车出身的。班组长们反映都还不错，坏头头任上也称职，象绵羊般地听话。先当采购员，计划经济时代的采购，见人先拿烟，求爹告奶，低声下气。一次工人对我痛斥：“这个都买不到，要你扒皮！”这种做龟孙的事还不如以前呢！我说什么呢，你不就是个“摘帽右派”吗？

过了五年，平反了，好轻松的通知书：“上书建议是公民的正常行为，错划成右派，予以改正。”“正常行为”——夺去了22年的青壮光阴。算帐却两个标准，老右不如新右，新右算经济帐，文革的补工资；老右的正常行为不补工资，不就个月元钱吗?“向前看”吧!——这是第一次组织上给予的政治意义上的平反。

真正的平反应该是翻原来的案，分辨是非。究竟我的建议错了没有?而不是钱的问题。这个没有人管，有人也管不了。年元旦值班，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是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秘书长发来的，邀请我为特邀代表，速往昆明。因为我把当年建议文章，改写为“论代表监察制”的两万字论文托人带去了。这是第二次，算我在思想上才平了反。

到了年，在我做了“全国百县市调查“之一，沙市调查之后，发现解放前沙市仅有家前店后作坊式的资产阶级。执政30年后，信访纪录属资产阶级性质平反者高达人，按一家四口计，占全市人口1／6，资产阶级扩大了26倍。错在哪里？

错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指阶级是个经济学概念的根本，并扩大成为政治领域的甚至思想领域的概念。结果是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坏分子——资产阶级作风的典型，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再加上“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农民和“支持、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人。“洪洞县就没有好人了”。只剩下几位有数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了。

即使一个真右派也没有，也要维持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明眼人不难看出：是政策执行上扩大化，还是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呢？当《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上发表我与谭明方同志合写的：《社会利益群体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观的发展》时，尤其是后来我主持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一书问世时，我感到从理论上平了反。就是说，我知道了误天下苍生者的错究竟错在哪里，岂止是右派哉?“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就能安心度我的余年了。

十二、留京访师与再次上书

年底，科里命我去北京冶金部拿分配给武钢作为年货的带鱼调拨单并采购饺子机、和面机之类。一到京，改去上海的飞机票都买好了。对一个从未上过天的人来说，该是多大的诱惑！可我另有打算：找费孝通，找人大。连夜给科里发报请另派人去上海，我采购完了再回。在京磨蹭了半个月。带了两盒鱼面送给费先生，他倒招待吃了煨全鸡。他告诉我三中全会精神和马上要恢复社会学研究的信息。

春天到了，又是一个早春天气，北京虽冷，我已暖透了心底。就这样，我开始了归队活动。我选定了1月9日，带着22年前同一天发出的建议与和叶剑英委员长的《远望》的诗跑到人民大会堂，求见相关领导转呈叶委员长。诗云：

“沥胆披肝谒帅翁，无由得见望门空，

宏图喜见开新治，尘卷犹能觅旧踪，

误党官僚何胜虎，匡时民主可屠龙，

监察管见如堪取，或助人民竟一功。”

只可惜是交到一位信访接待同志的手上。以后在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做顾问时，人大派员征询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我又将《代表监察制》送给他上呈。两样东西都是泥牛入海。不过时代不同了，虽不见功，但亦无过。留给我的倒不是遗憾，而是无穷的趣味：且看以后我们社会公共权力如何被监督，官儿们不会再腐败！